微明 · 1
位于东京三鹰的家遭轰炸被毁,于是全家搬到妻子的老家甲府市去住。妻子的娘家,现在只剩妻子的妹妹一个人居住着。
那是昭和二十年的四月上旬。盟军的轰炸机时常从甲府市上空飞过,不过几乎从未投下过炸弹,整座城市的氛围也不像东京那样充满战场硝烟。一家人终于可以脱下防空服睡个觉,在东京已经许久没能这样子了。其时我已年届三十七岁,妻子三十四岁,长女五岁,长子是前一年的八月出生的,刚刚两岁。之前一家人的生活虽谈不上惬快,但总算没病没灾地过来了。我有时想,好不容易挨过艰辛活下来,一定得努力活下去,亲眼看看这个世界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当然,另一种想法更为强烈,那就是万万不可让妻子和孩子们早于我而死,留下我孤身一人。这种情形,单单想象一下,就会让人无法忍受,尤其是我绝不能让妻子遭灾遇难。为此,按理必须早做打算,采取万全的措施,可我没有钱。虽然偶尔也会赚到一笔钱,但我很快就会拿着钱跑去喝酒,因为我有酒癖这个不同寻常的毛病。在当时,酒可算得上是价格昂贵的奢侈品,可只要家中有朋友造访,我便忍不住像从前一样和朋友们一起吆五喝六地出去喝酒,不这样就觉得坐卧不宁。如此一来,不要说万全措施,就是其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眼看许多人携家带口远远地疏散到农村去,我只能艳羡,却因为没有钱,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我的懒惰,结果磨磨蹭蹭就这么一直拖了下来。直到三鹰遭受空袭,不敢再在东京待下去,一家人只得转移到妻子的娘家。将近一百天,终于可以脱掉防空服睡觉,想到至少这阵子再也不用在寒冷的夜晚将孩子们叫醒,心急慌忙地躲进防空壕。虽明知今后还将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总算可以轻舒一口气放下心来了。
然而我们这家人毕竟“失去了自己的家”,诸多事情都与之前情形有所不同了。我虽说跟大多数人一样,也算经历过生活的艰辛,但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寄宿在别人家,尽管是妻子的娘家,算是关系很近的亲戚,却还是前所未有的头一遭,因而体验到了各种别样的甘苦。妻子的娘家,父母亲已经双双亡故,姐姐们也都出嫁了,最小的孩子是个男孩,他如今是户主,两三年前大学一毕业就参加了海军,眼下只剩一个女儿住在甲府市的家里,是这男孩的小姐姐、我妻子的妹妹,年纪二十六七岁。这个女儿似乎经常和那个海军弟弟通信,有关家里的事情无论巨细都与他商量。对这二人来说,我算是他们的哥哥了,但我这个哥哥对于甲府家里的任何事情毫无发言权。非但没有指手画脚的权力,事实上,我自结婚以来给这一家人添了不少麻烦,换句话说,我是个靠不上的男人,所以弟弟妹妹们从来不就家里的事情来同我商量也就理所当然了。另一方面,就我来说,我对他们家的家产之类压根儿没有兴趣,这一点互相之间心照不宣,因此“不相为谋”。然而,妻妹(今年二十六岁还是二十七岁,又或者是二十八岁,反正没有一本正经问过,所以我也弄不清)独自一人操持的家里,三十七岁的姐夫和三十四岁的姐姐带着两个孩子突然闯了进来,没准什么时候瞒着妹妹和身在远方的年轻海军将家里的财产……想必不会有人如此胡乱猜疑,但作为年长的一方,却生怕在无意识中伤害到他们的自尊心。就我当时的切实感受来说,就像庭院里长满柔嫩的绿苔,为了不蹂躏这些绿苔,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踩着踏脚石,轻手轻脚地一步一步往前走。我甚至巴望,这家里要是有一位更加年长、通晓人情世故的男人就好了,那样我们就可以轻松自在一些。这种消极的忧虑实在是棘手又费劲的事情。
我将家里对着后院的一间六席大的屋子借了做工作室兼卧室,又借了间六席带佛龛的屋子给妻子他们住,照一般行情商定好了房租,伙食费及其他方面尽量考虑周全,不让妻子娘家人吃亏,我有客人来访的时候也不使用客厅,而是直接领到我的工作室。不过,我是个贪恋酒杯的人,加之总免不了有点从东京来此游玩的心态,因此尽管心里十分尊重妻子娘家人的权利,却仍时常造成失礼的后果。妻妹倒是对我们一家客客气气,还经常帮着照看两个孩子,从未与我们发生过正面冲突。但我们因失去自己的家,心理上难免有些乖僻,老是如履薄冰似的谨小慎微,过分介意。虽说是亲戚,但结果却因为疏散这件事令双方都失张失志,十分疲惫。我们的处境在所有疏散者中尚算是好的,至于其他疏散者的遭遇那就可想而知了。
“千万不要疏散!最好坚持待在东京,除非家里给烧个一干二净。”
记得当时,我还曾给全家一直留在东京的某个熟稔的友人写信去说过这样的话呢。
搬来甲府是在四月,季候仍略带寒气,这里的樱花也比东京晚开很多,此时刚刚漫天遍野地绽放开。接下来的五六月份,盆地特有的闷热开始袭来,石榴树浓绿的叶子变得油亮亮的,在烈日照射下骤然冒出朵朵火红的花,葡萄藤上青色的小粒果实也日渐丰满,终于结成一条条沉甸甸的葡萄串,就在这时候,整个甲府市却骚然一片,传来了盟军的空袭即将向中小城市扩展、甲府很快也会被炸弹夷平的消息。市民人心惶惶,纷纷外逃,将家财物什等装上车,一家老小逃往深山,嘈杂的人声和车马声深更半夜也不绝于耳。我心里虽然明白甲府早晚也会遭受空袭,但是好不容易夜晚可以脱掉防空服睡觉,刚偷得一点安稳,又要打点行装,赶着车,带着妻子孩子疏散至山中不知何处安家,实在备感吃力,提不起这个劲头。
——坚持一下看看情形再说吧!等烧夷弹落下来了,妻子背着小的,大的已经五岁可以自己跑了,妻子牵着她的手三人一同向远离市区的乡村逃跑,我则和妻妹留守在家,尽全力扑灭火势,保住这个家。即使烧毁了也不怕,我们齐心合力在被烧毁的废墟上再造新的房子嘛!
我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全家人也同意这么做,于是挖洞,将粮食埋了进去,还有锅碗瓢盆、伞、鞋子、化妆品、镜子、针线等等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全都埋在土中,总之,即使房子全部烧毁也不让自己陷入束手无策的窘境。
“这个也埋进去吧!”
五岁的女儿把自己那双红色的木屐拿了过来。
“哦,好的,好的!”我一面说一面接过来,费劲地将它塞进洞穴的角落里。蓦地,忽然有一种像是在埋葬谁似的感受。
“这下我们全家人总算想到一块儿了。”妻妹在一旁说道。
对她来说,这也许便是所谓死亡前夜那种不可思议的淡寂的幸福感吧。
四五天之后,空袭比我的预感早了一个月来临,家瞬间就被炸弹彻底烧毁。
而在大约十天前,两个孩子不约而同得了眼疾,去看了医生,结论是流行性结膜炎。小的那个倒不要紧,女儿却一天比一天严重,空袭前两三天已经到了完全失明的状态,眼皮肿得让整张脸都变了样,用手使劲翻开眼皮朝里面看,只见眼球都糜烂了,几乎像死鱼的眼珠子一样。我心想,或许不是结膜炎这么简单,而是恶性病菌侵入所致,要想治好看样子为时已晚了吧?赶紧另外找别的医生给看了,结果也说是结膜炎,虽然彻底康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并非已到绝望的地步。然而我却觉得,医生看走眼也是常有的事情,不,绝大多数场合是看走眼的——我对医生的话生性不太信得过。
啊,让她的眼睛早点好起来,重新看得见吧!我用酒灌自己也没能使自己从担忧中解脱。在外面喝完酒,回家途中有时候大吐,有时候则停下站在路旁合掌祈祷,希望一回到家就能看到女儿睁开眼睛。这天走到家门口,就听见女儿天真无邪的歌声,啊,太好了,眼睛重新睁开了!我飞跑进屋子一看,女儿无精打采地站在昏暗的屋子中间,低着头在唱歌。
我实在不忍看下去,转身又走了出去。我觉得,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我是个穷困的酒徒,才会使得孩子眼睛失明,假如之前努力做个好市民规规矩矩过日子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不幸。这就是大人的因果在孩子身上得到了报应,这就是天罚。假如这孩子一生就此再也看不见了,文学也好,声名也罢,对我又有何意义?我决意抛弃这一切,永远守在这孩子身边。
“囡囡的脚脚在哪里啊?手手在哪里啊?”
看到她有时候心情高兴,摸摸索索着同弟弟玩耍的样子,我就会想,要是这副光景空袭来临该怎么办?想到这里便禁不住栗然。妻子背着小儿子、我背着她一起逃难,可是妻妹一个人怎么保护得住这个家呀?只能眼睁睁看着家被烧毁,放弃坚守而逃命。再看之前东京的情形就不得不做好思想准备,盟军的空袭肯定是覆盖甲府全范围的,女儿看病的医院还有其他医院肯定也会被烧毁,整个甲府肯定连一个医生都跑得不剩,若真是那样,这孩子失明的眼睛怎么办?岂不万事皆休?!
“不要紧的。总之,再挨一个月情况就应该会好起来的。”
这天,吃晚饭的时候,我笑着对全家人说道。谁知就在这一晚,随着空袭警报响起,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四下里立刻变得一片通明,烧夷弹的投弹又开始了。妻妹开始将锅碗瓢盆等往屋前的小水池中扔下去,顿时激起噼里啪啦的声响。
最险恶的时刻到了!我立即背上失明的女儿,妻子背上年幼的儿子,两人各抱着一床褥子,撒腿朝外面跑去,路上还在路边的水沟里躲了两三回,大约跑出一公里,终于跑进一片农田。将褥子铺在刚刚收割完麦子的农田里,一家人躺下来,刚休息了片刻,头顶上火焰忽然像雨点似的泻了下来。
“快把褥子遮在头上!”
我对妻子喊道,自己也随即抱起女儿将褥子顶在头上,趴在农田里。要是弹片直接落到身上,那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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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昭和二十年的四月上旬。盟军的轰炸机时常从甲府市上空飞过,不过几乎从未投下过炸弹,整座城市的氛围也不像东京那样充满战场硝烟。一家人终于可以脱下防空服睡个觉,在东京已经许久没能这样子了。其时我已年届三十七岁,妻子三十四岁,长女五岁,长子是前一年的八月出生的,刚刚两岁。之前一家人的生活虽谈不上惬快,但总算没病没灾地过来了。我有时想,好不容易挨过艰辛活下来,一定得努力活下去,亲眼看看这个世界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当然,另一种想法更为强烈,那就是万万不可让妻子和孩子们早于我而死,留下我孤身一人。这种情形,单单想象一下,就会让人无法忍受,尤其是我绝不能让妻子遭灾遇难。为此,按理必须早做打算,采取万全的措施,可我没有钱。虽然偶尔也会赚到一笔钱,但我很快就会拿着钱跑去喝酒,因为我有酒癖这个不同寻常的毛病。在当时,酒可算得上是价格昂贵的奢侈品,可只要家中有朋友造访,我便忍不住像从前一样和朋友们一起吆五喝六地出去喝酒,不这样就觉得坐卧不宁。如此一来,不要说万全措施,就是其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眼看许多人携家带口远远地疏散到农村去,我只能艳羡,却因为没有钱,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我的懒惰,结果磨磨蹭蹭就这么一直拖了下来。直到三鹰遭受空袭,不敢再在东京待下去,一家人只得转移到妻子的娘家。将近一百天,终于可以脱掉防空服睡觉,想到至少这阵子再也不用在寒冷的夜晚将孩子们叫醒,心急慌忙地躲进防空壕。虽明知今后还将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总算可以轻舒一口气放下心来了。
然而我们这家人毕竟“失去了自己的家”,诸多事情都与之前情形有所不同了。我虽说跟大多数人一样,也算经历过生活的艰辛,但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寄宿在别人家,尽管是妻子的娘家,算是关系很近的亲戚,却还是前所未有的头一遭,因而体验到了各种别样的甘苦。妻子的娘家,父母亲已经双双亡故,姐姐们也都出嫁了,最小的孩子是个男孩,他如今是户主,两三年前大学一毕业就参加了海军,眼下只剩一个女儿住在甲府市的家里,是这男孩的小姐姐、我妻子的妹妹,年纪二十六七岁。这个女儿似乎经常和那个海军弟弟通信,有关家里的事情无论巨细都与他商量。对这二人来说,我算是他们的哥哥了,但我这个哥哥对于甲府家里的任何事情毫无发言权。非但没有指手画脚的权力,事实上,我自结婚以来给这一家人添了不少麻烦,换句话说,我是个靠不上的男人,所以弟弟妹妹们从来不就家里的事情来同我商量也就理所当然了。另一方面,就我来说,我对他们家的家产之类压根儿没有兴趣,这一点互相之间心照不宣,因此“不相为谋”。然而,妻妹(今年二十六岁还是二十七岁,又或者是二十八岁,反正没有一本正经问过,所以我也弄不清)独自一人操持的家里,三十七岁的姐夫和三十四岁的姐姐带着两个孩子突然闯了进来,没准什么时候瞒着妹妹和身在远方的年轻海军将家里的财产……想必不会有人如此胡乱猜疑,但作为年长的一方,却生怕在无意识中伤害到他们的自尊心。就我当时的切实感受来说,就像庭院里长满柔嫩的绿苔,为了不蹂躏这些绿苔,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踩着踏脚石,轻手轻脚地一步一步往前走。我甚至巴望,这家里要是有一位更加年长、通晓人情世故的男人就好了,那样我们就可以轻松自在一些。这种消极的忧虑实在是棘手又费劲的事情。
我将家里对着后院的一间六席大的屋子借了做工作室兼卧室,又借了间六席带佛龛的屋子给妻子他们住,照一般行情商定好了房租,伙食费及其他方面尽量考虑周全,不让妻子娘家人吃亏,我有客人来访的时候也不使用客厅,而是直接领到我的工作室。不过,我是个贪恋酒杯的人,加之总免不了有点从东京来此游玩的心态,因此尽管心里十分尊重妻子娘家人的权利,却仍时常造成失礼的后果。妻妹倒是对我们一家客客气气,还经常帮着照看两个孩子,从未与我们发生过正面冲突。但我们因失去自己的家,心理上难免有些乖僻,老是如履薄冰似的谨小慎微,过分介意。虽说是亲戚,但结果却因为疏散这件事令双方都失张失志,十分疲惫。我们的处境在所有疏散者中尚算是好的,至于其他疏散者的遭遇那就可想而知了。
“千万不要疏散!最好坚持待在东京,除非家里给烧个一干二净。”
记得当时,我还曾给全家一直留在东京的某个熟稔的友人写信去说过这样的话呢。
搬来甲府是在四月,季候仍略带寒气,这里的樱花也比东京晚开很多,此时刚刚漫天遍野地绽放开。接下来的五六月份,盆地特有的闷热开始袭来,石榴树浓绿的叶子变得油亮亮的,在烈日照射下骤然冒出朵朵火红的花,葡萄藤上青色的小粒果实也日渐丰满,终于结成一条条沉甸甸的葡萄串,就在这时候,整个甲府市却骚然一片,传来了盟军的空袭即将向中小城市扩展、甲府很快也会被炸弹夷平的消息。市民人心惶惶,纷纷外逃,将家财物什等装上车,一家老小逃往深山,嘈杂的人声和车马声深更半夜也不绝于耳。我心里虽然明白甲府早晚也会遭受空袭,但是好不容易夜晚可以脱掉防空服睡觉,刚偷得一点安稳,又要打点行装,赶着车,带着妻子孩子疏散至山中不知何处安家,实在备感吃力,提不起这个劲头。
——坚持一下看看情形再说吧!等烧夷弹落下来了,妻子背着小的,大的已经五岁可以自己跑了,妻子牵着她的手三人一同向远离市区的乡村逃跑,我则和妻妹留守在家,尽全力扑灭火势,保住这个家。即使烧毁了也不怕,我们齐心合力在被烧毁的废墟上再造新的房子嘛!
我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全家人也同意这么做,于是挖洞,将粮食埋了进去,还有锅碗瓢盆、伞、鞋子、化妆品、镜子、针线等等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全都埋在土中,总之,即使房子全部烧毁也不让自己陷入束手无策的窘境。
“这个也埋进去吧!”
五岁的女儿把自己那双红色的木屐拿了过来。
“哦,好的,好的!”我一面说一面接过来,费劲地将它塞进洞穴的角落里。蓦地,忽然有一种像是在埋葬谁似的感受。
“这下我们全家人总算想到一块儿了。”妻妹在一旁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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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天之后,空袭比我的预感早了一个月来临,家瞬间就被炸弹彻底烧毁。
而在大约十天前,两个孩子不约而同得了眼疾,去看了医生,结论是流行性结膜炎。小的那个倒不要紧,女儿却一天比一天严重,空袭前两三天已经到了完全失明的状态,眼皮肿得让整张脸都变了样,用手使劲翻开眼皮朝里面看,只见眼球都糜烂了,几乎像死鱼的眼珠子一样。我心想,或许不是结膜炎这么简单,而是恶性病菌侵入所致,要想治好看样子为时已晚了吧?赶紧另外找别的医生给看了,结果也说是结膜炎,虽然彻底康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并非已到绝望的地步。然而我却觉得,医生看走眼也是常有的事情,不,绝大多数场合是看走眼的——我对医生的话生性不太信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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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不忍看下去,转身又走了出去。我觉得,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我是个穷困的酒徒,才会使得孩子眼睛失明,假如之前努力做个好市民规规矩矩过日子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不幸。这就是大人的因果在孩子身上得到了报应,这就是天罚。假如这孩子一生就此再也看不见了,文学也好,声名也罢,对我又有何意义?我决意抛弃这一切,永远守在这孩子身边。
“囡囡的脚脚在哪里啊?手手在哪里啊?”
看到她有时候心情高兴,摸摸索索着同弟弟玩耍的样子,我就会想,要是这副光景空袭来临该怎么办?想到这里便禁不住栗然。妻子背着小儿子、我背着她一起逃难,可是妻妹一个人怎么保护得住这个家呀?只能眼睁睁看着家被烧毁,放弃坚守而逃命。再看之前东京的情形就不得不做好思想准备,盟军的空袭肯定是覆盖甲府全范围的,女儿看病的医院还有其他医院肯定也会被烧毁,整个甲府肯定连一个医生都跑得不剩,若真是那样,这孩子失明的眼睛怎么办?岂不万事皆休?!
“不要紧的。总之,再挨一个月情况就应该会好起来的。”
这天,吃晚饭的时候,我笑着对全家人说道。谁知就在这一晚,随着空袭警报响起,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四下里立刻变得一片通明,烧夷弹的投弹又开始了。妻妹开始将锅碗瓢盆等往屋前的小水池中扔下去,顿时激起噼里啪啦的声响。
最险恶的时刻到了!我立即背上失明的女儿,妻子背上年幼的儿子,两人各抱着一床褥子,撒腿朝外面跑去,路上还在路边的水沟里躲了两三回,大约跑出一公里,终于跑进一片农田。将褥子铺在刚刚收割完麦子的农田里,一家人躺下来,刚休息了片刻,头顶上火焰忽然像雨点似的泻了下来。
“快把褥子遮在头上!”
我对妻子喊道,自己也随即抱起女儿将褥子顶在头上,趴在农田里。要是弹片直接落到身上,那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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