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帝制风波
在各地争先恐后表态后,这一年的12月10日,参政院公布由各代表投票决定的国体为主张君主立宪,全票通过。有了“民意”基础,袁世凯得意忘形,申令:“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数表决,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望另行推戴”。
当然无人会被“推戴”----没人敢于被“推戴”,也没人敢于“推戴”别人。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拿出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声中散会。
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另行推戴”。他首先表示:“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并假惺惺地说什么“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收到袁世凯的申令之后,当然要进行第二次推戴,参政院即于当日午后五点再次开会,院长孙毓筠提议起草呈递第二份推戴书,获得了全体通过。这次,推戴书极力颂扬了袁世凯的功德,说他“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因此,希望袁世凯能“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命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
理所当然地要被驳回。
如是者三,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了。
到12日一早,袁世凯申令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他的意思是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
此时的袁世凯,如同被将士披上皇袍的宋太祖一样,半推半就中完成了称帝最后的程序。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袁世凯揖让再三,最终接受了国民的“拥戴”,真的要改制当皇帝了。袁世凯宣布,他将于1916年1月1日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取义为“弘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接受皇帝的称号。
上应天命须有礼。袁世凯想做皇帝,需要有名声的文人给他鼓吹,在当时最出名的要属章太炎了,也被诱骗到北京并被软禁在龙泉寺。当然,待遇是优厚的,安排了两个下人,每月特供生活费600大洋,比教授的收入都高,那是想着能让他回心转意呢。
到了登基前,袁世凯想让他写“劝进书”。这回章太炎难得地同意了。他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袁世凯气得冒烟,但鉴于章太炎巨大的名望又不敢加害,只能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人便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小小的不愉快不影响大局。在正式登基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一次百官朝贺会,日子让袁克定来挑。袁克定急不可耐地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
次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滑稽的是,这次朝拜既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规定程序,来贺的官员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可以说,这个登基仪式,就是一场古今中外的服装大联展。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令他懊恼不已。当天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来到居仁堂,但他并没有穿上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而是身着大元帅戎装,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不过,这反显得他那大脑袋更加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
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回事吗?
可不就是这样,等到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袁世凯只好将登基日期后推,说要等平定了叛乱再行登基。不料这一推就遥遥无期,而护国战争也非一时半会能结束的,结果袁世凯至死都没有正式登基,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做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按例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至于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此外,作为封建王朝文化门面及正统宣示的丰碑----孔子的后代也被重新扒出来:中华民国唯一的世袭爵位----衍圣公,也落到了孔子后裔孔令贻身上,给中国王朝的落幕重重落了一笔。
不是所有的人都发了昏。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其帝制活动日益公开,他名义上的重要助手、副总统黎元洪不同意;北洋之虎段祺瑞也不同意;北洋之狗冯国璋几乎要刀兵相向了。
段祺瑞作为袁世凯的重要手下和亲信,对老袁的影响力一直是很大的,袁世凯为了笼络段祺瑞,把自己的义女嫁给他为续弦,并在多年宦海生涯中一路将他提拔,曾在满清朝廷中官居一品,恩同再造。但是段祺瑞反袁称帝的态度最坚决,后来形势一发不可收拾,作为一名有十足影响力的军阀、袁政|府中|央陆军总长,段祺瑞直白反对称帝,并坚辞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总统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可做”。走火入魔的袁世凯一心想要当皇帝,对段祺瑞的劝阻根本听不进去。段祺瑞的苦口婆心与虔诚表现被袁世凯认为是背叛。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没有参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百官朝贺。只是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慨叹“项城作孽啊!”段祺瑞反帝立场从未动摇,这一点对于倍受袁提拔、屡受袁照顾的段祺瑞尤为难得。
对段祺瑞的“忘恩负义”之举,老袁是深为不满的。在称帝后进行的大封赏中,总计有128人被封爵,唯段祺瑞一人榜上无名。由此可见,袁世凯知道段祺瑞并非真心劝进,对他自帝制活动以来的不合作和暗中抵制的态度仍耿耿于怀。
段祺瑞的叔叔劝他说:“老头子向来器重你,可你在帝制问题上却一直顶牛,他怎能不生气呢?何况,总统、皇帝还不是一回事,你何必太认真?”段祺瑞却皱着眉说:“那可不是一回事。项城做总统,见面只要敬礼、拉拉手就可以了,如果做了皇帝,见他就得磕头,话也得跪着说。我最恨这种长子变矮子的把戏。”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真正忠诚的人,却常常忠而见疑;而把他往绝路上引的,却总是受到重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恰恰是段对袁世凯忠诚和负责的表现。可惜袁世凯不但不领情,反倒想算计他,真是让人叹气又可笑。
至于江苏督军冯国璋,老袁经过几次暗示以及老冯的表白,老袁知道他是无法收拢老冯的心了。冯国璋忠于前清,再让他向新朝效忠,感觉打脸。而且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袁的合法接班人,而绝不甘心匍匐在袁后人的脚下。
两人现在的关系极冷,就差一点刀兵相向了。袁世凯固然不跟冯国璋讲真话,冯国璋对袁世凯其实也存有二心,他甚至认为等不到袁克定继位,袁世凯就会对自己下手----以江苏地位之重要,袁世凯又如此处心积虑地加以防范,一旦称帝成功,势必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再说老袁一直试图以支持的袁克定、陈宦、杨度等取而代之,为了自保,冯国璋开始准备与云南的蔡锷、广西的陆荣廷互通声气,结为外援。
另一位胆小怕事的黎副总统则难得地鼓足了勇气。废话,做老袁的副总统已经很尴尬了,再做“副皇帝”就有些不伦不类了,再说也没这岗位呐。袁世凯曾试探黎元洪这位姻亲:“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么样?”黎元洪听后正色道:“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你做了皇帝,怎么对得起武昌的死难烈士?”到了朝贺仪式上,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也不曾前来。袁世凯给黎元洪封了个“武义亲王”,不料这前副总统却屡加拒绝,不肯接受。这事传出去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对此,中国一位哲学家已预料到反对派极其强烈的反应,当时他这样写道:“我们用木头或泥土雕塑出一个人的偶像,称它为神。把它放在美丽的庙宇里,让它坐在辉煌的神龛里;人民崇拜它,认为它是不可思议地强有力的。但是,假如有个疯子把它推倒、踩在脚下,并把它抛进肮脏的池塘里,假如有人发现了它,再把它捡回来,放在原来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将发现它的魅力已经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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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无人会被“推戴”----没人敢于被“推戴”,也没人敢于“推戴”别人。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拿出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声中散会。
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另行推戴”。他首先表示:“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并假惺惺地说什么“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收到袁世凯的申令之后,当然要进行第二次推戴,参政院即于当日午后五点再次开会,院长孙毓筠提议起草呈递第二份推戴书,获得了全体通过。这次,推戴书极力颂扬了袁世凯的功德,说他“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因此,希望袁世凯能“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命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
理所当然地要被驳回。
如是者三,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了。
到12日一早,袁世凯申令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他的意思是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
此时的袁世凯,如同被将士披上皇袍的宋太祖一样,半推半就中完成了称帝最后的程序。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袁世凯揖让再三,最终接受了国民的“拥戴”,真的要改制当皇帝了。袁世凯宣布,他将于1916年1月1日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取义为“弘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接受皇帝的称号。
上应天命须有礼。袁世凯想做皇帝,需要有名声的文人给他鼓吹,在当时最出名的要属章太炎了,也被诱骗到北京并被软禁在龙泉寺。当然,待遇是优厚的,安排了两个下人,每月特供生活费600大洋,比教授的收入都高,那是想着能让他回心转意呢。
到了登基前,袁世凯想让他写“劝进书”。这回章太炎难得地同意了。他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袁世凯气得冒烟,但鉴于章太炎巨大的名望又不敢加害,只能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人便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小小的不愉快不影响大局。在正式登基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一次百官朝贺会,日子让袁克定来挑。袁克定急不可耐地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
次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滑稽的是,这次朝拜既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规定程序,来贺的官员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可以说,这个登基仪式,就是一场古今中外的服装大联展。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令他懊恼不已。当天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来到居仁堂,但他并没有穿上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而是身着大元帅戎装,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不过,这反显得他那大脑袋更加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
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回事吗?
可不就是这样,等到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袁世凯只好将登基日期后推,说要等平定了叛乱再行登基。不料这一推就遥遥无期,而护国战争也非一时半会能结束的,结果袁世凯至死都没有正式登基,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做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按例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至于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此外,作为封建王朝文化门面及正统宣示的丰碑----孔子的后代也被重新扒出来:中华民国唯一的世袭爵位----衍圣公,也落到了孔子后裔孔令贻身上,给中国王朝的落幕重重落了一笔。
不是所有的人都发了昏。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其帝制活动日益公开,他名义上的重要助手、副总统黎元洪不同意;北洋之虎段祺瑞也不同意;北洋之狗冯国璋几乎要刀兵相向了。
段祺瑞作为袁世凯的重要手下和亲信,对老袁的影响力一直是很大的,袁世凯为了笼络段祺瑞,把自己的义女嫁给他为续弦,并在多年宦海生涯中一路将他提拔,曾在满清朝廷中官居一品,恩同再造。但是段祺瑞反袁称帝的态度最坚决,后来形势一发不可收拾,作为一名有十足影响力的军阀、袁政|府中|央陆军总长,段祺瑞直白反对称帝,并坚辞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总统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可做”。走火入魔的袁世凯一心想要当皇帝,对段祺瑞的劝阻根本听不进去。段祺瑞的苦口婆心与虔诚表现被袁世凯认为是背叛。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没有参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百官朝贺。只是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慨叹“项城作孽啊!”段祺瑞反帝立场从未动摇,这一点对于倍受袁提拔、屡受袁照顾的段祺瑞尤为难得。
对段祺瑞的“忘恩负义”之举,老袁是深为不满的。在称帝后进行的大封赏中,总计有128人被封爵,唯段祺瑞一人榜上无名。由此可见,袁世凯知道段祺瑞并非真心劝进,对他自帝制活动以来的不合作和暗中抵制的态度仍耿耿于怀。
段祺瑞的叔叔劝他说:“老头子向来器重你,可你在帝制问题上却一直顶牛,他怎能不生气呢?何况,总统、皇帝还不是一回事,你何必太认真?”段祺瑞却皱着眉说:“那可不是一回事。项城做总统,见面只要敬礼、拉拉手就可以了,如果做了皇帝,见他就得磕头,话也得跪着说。我最恨这种长子变矮子的把戏。”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真正忠诚的人,却常常忠而见疑;而把他往绝路上引的,却总是受到重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恰恰是段对袁世凯忠诚和负责的表现。可惜袁世凯不但不领情,反倒想算计他,真是让人叹气又可笑。
至于江苏督军冯国璋,老袁经过几次暗示以及老冯的表白,老袁知道他是无法收拢老冯的心了。冯国璋忠于前清,再让他向新朝效忠,感觉打脸。而且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袁的合法接班人,而绝不甘心匍匐在袁后人的脚下。
两人现在的关系极冷,就差一点刀兵相向了。袁世凯固然不跟冯国璋讲真话,冯国璋对袁世凯其实也存有二心,他甚至认为等不到袁克定继位,袁世凯就会对自己下手----以江苏地位之重要,袁世凯又如此处心积虑地加以防范,一旦称帝成功,势必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再说老袁一直试图以支持的袁克定、陈宦、杨度等取而代之,为了自保,冯国璋开始准备与云南的蔡锷、广西的陆荣廷互通声气,结为外援。
另一位胆小怕事的黎副总统则难得地鼓足了勇气。废话,做老袁的副总统已经很尴尬了,再做“副皇帝”就有些不伦不类了,再说也没这岗位呐。袁世凯曾试探黎元洪这位姻亲:“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么样?”黎元洪听后正色道:“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你做了皇帝,怎么对得起武昌的死难烈士?”到了朝贺仪式上,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也不曾前来。袁世凯给黎元洪封了个“武义亲王”,不料这前副总统却屡加拒绝,不肯接受。这事传出去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对此,中国一位哲学家已预料到反对派极其强烈的反应,当时他这样写道:“我们用木头或泥土雕塑出一个人的偶像,称它为神。把它放在美丽的庙宇里,让它坐在辉煌的神龛里;人民崇拜它,认为它是不可思议地强有力的。但是,假如有个疯子把它推倒、踩在脚下,并把它抛进肮脏的池塘里,假如有人发现了它,再把它捡回来,放在原来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将发现它的魅力已经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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