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枭雄之死
自从“五将军密电”泄漏后,冯国璋与袁世凯的裂痕更无法掩饰。于是冯国璋—不做,二不休,决定对袁施加更大压力,以迫其将政权让予他。
为此,冯国璋于4月1日和16日公开致电北京政|府,劝袁及早退位。各省军阀纷纷效尤,亦先后通电劝袁世凯迅速退位,袁世凯不得不派亲信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乞情。冯国璋在阮忠枢的请求下,答应联络各省,担任调停。5月18日,冯国璋邀集未独|立各省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
冯国璋意图通过南京会议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于倪嗣冲的破坏和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遂使南京会议夭折。冯弄巧成拙,被舆论斥责为:“与其名为解决袁氏地位之会议,毋宁名为解决自己地位之会议。”
给老袁最后一击的是他的心腹、四川督军陈宦的三封电报。这是陈宦的老师骆成骧便为陈宦代拟了三道讨伐袁世凯的电稿,骆并自信地说:“要气死国贼!”三道电报在1916年5月相继发出,前两道电文口气还比较温和,只是劝袁世凯退位而已,但第三道就让袁世凯气得暴跳如雷了:“自今日始,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以其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袁世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心腹陈宦都会“反”了自己,气得大叫“人心大变”。
这一番折腾,老袁已经不支。等到病情急剧恶化、小便不畅后,在袁克定的坚持下,袁世凯才让法国医生贝希叶前来诊治,但此刻为时已晚。贝希叶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被袁世凯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贝希叶只好在袁世凯卧室给他导尿,但此时导出来的全是血尿。袁世凯自知不起,便急忙让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并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去。”
6月5日,袁世凯一度休克昏迷。不过在清醒期间,他还是在案上遗书一封,上书:“为日本去一大敌!”不知是对自己一生的褒扬还是将来时局的预言。延至6月6日的凌晨6点,袁世凯终于一命归西,正应了骆成骧“要气死国贼”的话。
据说,袁世凯在6日凌晨昏厥复苏之后,对侍疾在侧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是他害了我!”袁世凯也没说这个“他”到底是谁,一般人都认为指的就是大公子袁克定。要说这复辟丑剧,袁克定还真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自己想做太子想疯了,结果是把老头子推到火上去烤,害得袁世凯一代枭雄,最后为这竖子所害,落得个可惜可笑又可叹的千古骂名,真是窝囊至极。袁克定这个人,不文不武,品不高,德不显,糊涂半生且不说,晚年还好男宠,结果因此而倾家荡产,潦倒而终。袁世凯有这样一个太子,又怎能不败?
由于袁世凯死的时候仍旧是在职的总统,因此黎元洪在继任总统后还以在职****的规格给他治丧。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五十万公款用于丧葬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停止宴乐27天,民间娱乐也停7天;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设立“恭办丧礼处”,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总负责。
袁世凯的死因从根本上说是一生事业的屈辱性失败,从表象上看是因为他不信西医。“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最初的病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者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等到最终无可奈何地请来西医,已经晚了。
袁世凯的丧仪从另一个侧面颇为有趣地象征着他的一生。“这个仪式是新、旧习俗,中西礼仪的大混合”,“进行仪式的喇嘛们,有的诵经,有的吹奏蒙古乐器,而现代的西洋乐队却在吹奏欧洲的葬礼进行曲”。这独具特色的一幕,恰到好处地说明了袁世凯一生的之所以成功和之所以失败。
也许可以这样假设,如果袁世凯在1913年死去,他会作为一个进步人物被载入史册。不幸的是,他又多活了3年。正是在这3年里,他把自己从一个“一贯进步”的时代弄潮儿变成了开历史倒车的“窃国大盗”。
袁世凯死后,那些在护国战争中明里暗里反对他的袍泽故旧也纷纷“冰释前嫌”,或亲自或派随员赶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备极哀荣。最可叹是那御干儿、原奉天将军段芝贵,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等到了新华宫灵前更是呼天抢地,涕泪涟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真是孝子!)。
早在二次革命后号称“北周(学熙)南张”并立的张謇与袁世凯就保持着距离,虽然他支持袁的威权政治,但称帝是张不能容忍的底线。后来张听到袁世凯去世的消息,非常惋惜,他在日记里写:“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本可作第一流人,卒毁于群小之手”。在张謇的眼里,袁是能改变中国的人,若能执政三十年,中国必能崛起。
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25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作为帝制的倡导人的杨度,在洪宪帝制一出台时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杨度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作为自清或是自抑,杨度写下挽袁联以明心志: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然而无论如何,一代枭雄,却落得如此下场,岂不可悲可叹?不过按张汉卿的意思,却是“自作孽,不可活。”老了老了来这一手,难道真是人老糊涂了?看来后世屡屡强调废除干部终身制是真的非常有必要。如果真的那么一天,张汉卿也决定绝不恋栈,见好就收,至多搞个资政或是顾问委员会什么的,像新加坡李氏王朝一样,大场面上能过得去就行,在青史上留个高风亮节什么的,不亦快乐乎?这些人为什么偏偏看不开呐!
树倒猕猴散。老袁驾鹤西去,他的拥戴者必然要向天下有所交待,即著名的所谓“十三太保”。不过,因为接手北洋的仍然是那群人,所以在动作时不能不有肘胳膊。
西南诸公提出的名单就是十三太保,即“筹安六君子”和“七凶”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人。但实际上助纣为虐的又岂止这13人?西南方面已经减少覆盖面了,以便于北方接受,但新任阁臣之首段祺瑞仍不接受,他根本就不愿惩治这些人,一则他与其中的不少人有血肉相连的关系,二则他虽不赞同逆流之举,但这些人死心塌地为袁效命的精神,却是维系北洋势力所必须的“传统”。他既继承的北洋团体的衣钵,袁之羽翼就是他的羽翼,所以不能不竭力为之开脱。
就在定夺这批名单时,袁克定打来急电替震震春、张镇芳乞情,冯国璋来电替段芝贵求情。因为他们也是有人马、有地盘的实力军阀,于是这三个名字就从名单是剔了出来;
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名单中又少了两个;
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议,为向南方示好,李燮和胡瑛也不应列名,因此这两位“墙头草”也逍遥法外了;袁乃宽是袁氏的族侄,所以也被段祺瑞从名单中勾掉了。
这样一来,“十三太保”只剩下“五太保”了。北洋军阀又不好再搪塞西南军阀,便又捡了与北洋团体关联较浅的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人,其实他们三个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就这,张勋还通电公然反对,说“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
在讨价还价后,终于发出了惩办“祸首”的通缉令:“始祸请人,实尸其咎。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均著拿交法庭,详确讯著名鞫,严行惩办,为后世诫,其余一概宽免。”
可是即便下了通缉令,北洋军阀也不是真心要通缉这些人。早在通缉令下发前,中枢就通过各种途径,暗示榜上有名的人从速离开京畿。不久,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由北京搬到了天津租界,还有人被张勋召往徐州礼为上宾。其他不在名单上的参与者,因通缉令上有“其余一概宽免”的字样,仍然高枕无忧。所以说冠冕堂皇的通缉令,不过徒具形式,只是掩人耳目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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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冯国璋于4月1日和16日公开致电北京政|府,劝袁及早退位。各省军阀纷纷效尤,亦先后通电劝袁世凯迅速退位,袁世凯不得不派亲信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乞情。冯国璋在阮忠枢的请求下,答应联络各省,担任调停。5月18日,冯国璋邀集未独|立各省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
冯国璋意图通过南京会议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于倪嗣冲的破坏和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遂使南京会议夭折。冯弄巧成拙,被舆论斥责为:“与其名为解决袁氏地位之会议,毋宁名为解决自己地位之会议。”
给老袁最后一击的是他的心腹、四川督军陈宦的三封电报。这是陈宦的老师骆成骧便为陈宦代拟了三道讨伐袁世凯的电稿,骆并自信地说:“要气死国贼!”三道电报在1916年5月相继发出,前两道电文口气还比较温和,只是劝袁世凯退位而已,但第三道就让袁世凯气得暴跳如雷了:“自今日始,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以其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袁世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心腹陈宦都会“反”了自己,气得大叫“人心大变”。
这一番折腾,老袁已经不支。等到病情急剧恶化、小便不畅后,在袁克定的坚持下,袁世凯才让法国医生贝希叶前来诊治,但此刻为时已晚。贝希叶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被袁世凯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贝希叶只好在袁世凯卧室给他导尿,但此时导出来的全是血尿。袁世凯自知不起,便急忙让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并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去。”
6月5日,袁世凯一度休克昏迷。不过在清醒期间,他还是在案上遗书一封,上书:“为日本去一大敌!”不知是对自己一生的褒扬还是将来时局的预言。延至6月6日的凌晨6点,袁世凯终于一命归西,正应了骆成骧“要气死国贼”的话。
据说,袁世凯在6日凌晨昏厥复苏之后,对侍疾在侧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是他害了我!”袁世凯也没说这个“他”到底是谁,一般人都认为指的就是大公子袁克定。要说这复辟丑剧,袁克定还真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自己想做太子想疯了,结果是把老头子推到火上去烤,害得袁世凯一代枭雄,最后为这竖子所害,落得个可惜可笑又可叹的千古骂名,真是窝囊至极。袁克定这个人,不文不武,品不高,德不显,糊涂半生且不说,晚年还好男宠,结果因此而倾家荡产,潦倒而终。袁世凯有这样一个太子,又怎能不败?
由于袁世凯死的时候仍旧是在职的总统,因此黎元洪在继任总统后还以在职****的规格给他治丧。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五十万公款用于丧葬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停止宴乐27天,民间娱乐也停7天;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设立“恭办丧礼处”,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总负责。
袁世凯的死因从根本上说是一生事业的屈辱性失败,从表象上看是因为他不信西医。“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最初的病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者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等到最终无可奈何地请来西医,已经晚了。
袁世凯的丧仪从另一个侧面颇为有趣地象征着他的一生。“这个仪式是新、旧习俗,中西礼仪的大混合”,“进行仪式的喇嘛们,有的诵经,有的吹奏蒙古乐器,而现代的西洋乐队却在吹奏欧洲的葬礼进行曲”。这独具特色的一幕,恰到好处地说明了袁世凯一生的之所以成功和之所以失败。
也许可以这样假设,如果袁世凯在1913年死去,他会作为一个进步人物被载入史册。不幸的是,他又多活了3年。正是在这3年里,他把自己从一个“一贯进步”的时代弄潮儿变成了开历史倒车的“窃国大盗”。
袁世凯死后,那些在护国战争中明里暗里反对他的袍泽故旧也纷纷“冰释前嫌”,或亲自或派随员赶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备极哀荣。最可叹是那御干儿、原奉天将军段芝贵,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等到了新华宫灵前更是呼天抢地,涕泪涟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真是孝子!)。
早在二次革命后号称“北周(学熙)南张”并立的张謇与袁世凯就保持着距离,虽然他支持袁的威权政治,但称帝是张不能容忍的底线。后来张听到袁世凯去世的消息,非常惋惜,他在日记里写:“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本可作第一流人,卒毁于群小之手”。在张謇的眼里,袁是能改变中国的人,若能执政三十年,中国必能崛起。
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25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作为帝制的倡导人的杨度,在洪宪帝制一出台时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杨度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作为自清或是自抑,杨度写下挽袁联以明心志: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然而无论如何,一代枭雄,却落得如此下场,岂不可悲可叹?不过按张汉卿的意思,却是“自作孽,不可活。”老了老了来这一手,难道真是人老糊涂了?看来后世屡屡强调废除干部终身制是真的非常有必要。如果真的那么一天,张汉卿也决定绝不恋栈,见好就收,至多搞个资政或是顾问委员会什么的,像新加坡李氏王朝一样,大场面上能过得去就行,在青史上留个高风亮节什么的,不亦快乐乎?这些人为什么偏偏看不开呐!
树倒猕猴散。老袁驾鹤西去,他的拥戴者必然要向天下有所交待,即著名的所谓“十三太保”。不过,因为接手北洋的仍然是那群人,所以在动作时不能不有肘胳膊。
西南诸公提出的名单就是十三太保,即“筹安六君子”和“七凶”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人。但实际上助纣为虐的又岂止这13人?西南方面已经减少覆盖面了,以便于北方接受,但新任阁臣之首段祺瑞仍不接受,他根本就不愿惩治这些人,一则他与其中的不少人有血肉相连的关系,二则他虽不赞同逆流之举,但这些人死心塌地为袁效命的精神,却是维系北洋势力所必须的“传统”。他既继承的北洋团体的衣钵,袁之羽翼就是他的羽翼,所以不能不竭力为之开脱。
就在定夺这批名单时,袁克定打来急电替震震春、张镇芳乞情,冯国璋来电替段芝贵求情。因为他们也是有人马、有地盘的实力军阀,于是这三个名字就从名单是剔了出来;
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名单中又少了两个;
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议,为向南方示好,李燮和胡瑛也不应列名,因此这两位“墙头草”也逍遥法外了;袁乃宽是袁氏的族侄,所以也被段祺瑞从名单中勾掉了。
这样一来,“十三太保”只剩下“五太保”了。北洋军阀又不好再搪塞西南军阀,便又捡了与北洋团体关联较浅的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人,其实他们三个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就这,张勋还通电公然反对,说“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
在讨价还价后,终于发出了惩办“祸首”的通缉令:“始祸请人,实尸其咎。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均著拿交法庭,详确讯著名鞫,严行惩办,为后世诫,其余一概宽免。”
可是即便下了通缉令,北洋军阀也不是真心要通缉这些人。早在通缉令下发前,中枢就通过各种途径,暗示榜上有名的人从速离开京畿。不久,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由北京搬到了天津租界,还有人被张勋召往徐州礼为上宾。其他不在名单上的参与者,因通缉令上有“其余一概宽免”的字样,仍然高枕无忧。所以说冠冕堂皇的通缉令,不过徒具形式,只是掩人耳目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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