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折服
两人的对话吸引了许多旁观的学员,张汉卿也浑身是劲。他把这群人当作他的表演舞台,继续侃侃而谈:“不过,也不是说统一中国就遥遥无期,至少,在奉天,我们二十七师是有资格和能力完成统一东北的大任的。我们齐心,上层也有远见增强军人军官素质,重开讲武堂便是明证。只要充分发动民众,力量逐步壮大起来,视形势则进可问鼎关内,退足可自保。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尚算和平的大局面下,更多地储备人才、发展工业与经济、改善民生,为将来的奉军大发展提供充分的保障。”
中年教官追问道:“奉军即使将来壮大,也不过是脱离北洋系之另一极,又如何能够做到统一中国?”
张汉卿不假思索道:“以东北为根据地,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这场革命,与上述各派所作为完全不同。我们可以通过建设一个革命党,充分鼓动农民与知识分子,增强工人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完成在思想上、制度上的大革命。我们东北,有广阔肥沃的土地,有为数众多的人群,有中国最好的工业基础和资源,这是进行经济大建设的最好的地方。另外我们还要建设一支新式的军队,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只要我们抱成团,努力与各方保持不卑不亢的对外关系,只要十年稳定,我相信,东北就是一支最大的力量。”
中年教官继续追问道:“你说的新式的军队指的是什么?据我所知,如果从北洋练军开始,在中国,新式军队至少已经出现三次了?”
张汉卿如数家珍:“以往种种军队,只练其魄而少其魂。军人只知服从于长官而不理解其担负的使命,常沦为私兵,成为政客的打手。我所理想中的军队,是以保家卫国为最高信仰,以为国献身为荣,以丢师丧地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骚扰人民为耻;以文明文化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说得顺了,差点把“八荣八耻”带了出来。于是乎口水一咽,话题一收,总结道:“我要打造的军队,是一支官兵一体、有信仰有纪律的新军。”
中年教官点点头,接着又问:“然而少帅,将来,我是说如果,奉军与孙先生万一发生军事上的冲突,少帅认为我们有几成胜算?”
张汉卿已经敏感地觉察到此人与孙逸仙有一定的关系,他这话也问得巧妙,实际上是下了套子。不过他真诚地说:“孙逸仙先生一直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我深深佩服他的这种‘天下为公’的境界,但并不看好他的将来。现在的国民党如无根之萍,寄居在广东。虽然旗号响亮,但历次革命,却都只能充当摇旗呐喊的鼓手,而没有力量做颠覆性的变革。就是孙先生自己,也只是被人利用或当作扯大旗的虎皮。他的建国政策,就连广东本地的商人都不赞成。”
这是实情,也是各种教科书所未曾涉及或未曾说明的奇事,估计是碍于“国父”的名望而“为尊者讳”所实施的春秋笔法:孙逸仙革命所需资金,绝大部分是华侨在海外募集而来,而在国内,即使在国民革命大本营的广东,国民党也未得到实力雄厚的广州商团的青睐。至于后来国民党的物质基础江浙财团与之勾结,那是到蒋介石时代才开辟出来的新局面。
商界参与辛亥革命,眼前的要求是避免动乱,使他们得以安心经营,长远的要求是希望中国独|立富强,摆脱外国的控制和压制,政|府制定和实行保护、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一开始他们大都对革命充满期望,甚至曾给予大力支持。但最后他们逐渐失望了。后来在1917年11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篇上海商人联合发给孙逸仙的电文,主题是希望南北停战。对孙逸仙来说,这不过是他收到的众多电文中的一封。当时中国的资本家多数缺乏远见,革命党人又和他们缺乏深入的合作和密切的联系,眼前利益受损就会对革命党疏远、抱怨,对革命党的态度终于由支持转向反对。
历史上,孙逸仙的力量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与他迟迟得不到经济援助息息相关。另外一个很重要但大家都不提的因素是,相对于被各国承认的民国政|府而言,国民党政权一直是在大义上是“非法的”。
国民党在台上时,需要举起国父这面大旗;共*党不能抹杀他的努力,更是为了统战的需要,所以在很多事情上,都不约而同地进行着“为尊者讳”。所以我们现在接受的教育,都是非常拔高他的作用的,其实在时人的心中,他不过是众多革命者中的一个,或者说,他也是一个军阀。
但是面前的这个人与孙逸仙可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说至少他是孙逸仙的忠实粉丝,回答这种问题要慎上加慎。不过张汉卿对此早有腹稿:“从道理上,我们将要进行的大革命与孙先生的‘三皿煮义’革命异曲同工,不过我们更可以得到工农的真正拥护,因为我们将会自下而上,而不是‘三皿煮义’空而又空的只落在纸面上;我们比孙先生更有优势的一面是,我们有自己的地盘,可以为我们的想法做充分的保证。
至于将来是否会发生军事冲突,这个假设还很遥远,现在谈起来,真有些杞人忧天了。在我的心目中,孙逸仙是民国当然的元首。如果真的到那一天,我一定尽我全力让奉军唯孙先生马首是瞻。”
中年教官的眉头舒展开来,他大手一伸,向张汉卿说:“说得好,少帅。我郭松龄愿意帮助少帅达成理想,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也在所不惜。”
“郭松龄?”张汉卿很吃惊。“郭鬼子?”他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不应该啊,他怎么在这儿?
“嗯?”郭松龄很疑惑,是谁在背后给老子起了这个外号?连少将军都知道了!
讲起来,这个外号确实对他来说名符其实。正史上的郭松龄身材高大挺拔,平时生活又很简朴。当时奉军将领都是穿的质地很好的呢军服,布军服除士兵穿就是白俄兵穿(被十月革命驱逐的旧俄军队,一向被称为俄国鬼子,编者注)。因为他穿的是布军服,长得又像白俄兵一样高大,所以这个外号不知道被谁叫起,然后就流行了,他倒不以为忤。
张汉卿能记起这个外号,只是因为他看过电视剧,呃,被误导了…他现在还不能叫“郭鬼子”。
郭松龄据说是唐汾阳郡王郭子仪的后裔,民国元年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民国二年考入陆军大学。如果不出差错,他将在毕业后在北京讲武堂当教官,然后在后年孙中山组建护法军**时投奔,只是在护法运动失败时他才不得不返回奉天,在东三省讲武堂任战术教官。
刚好张学良在这里学习,他亲身感受着郭教官远离声色,自持清廉,治军严谨,对部下赏罚分明的一身正气。张学良对他湛深的学养和高洁脱俗的人品极为钦佩。郭松龄在奉军将领中,是别具特色的一个人。他受过北京陆军大学的系统教育,曾加入同盟会,在广州和天津两次谒见过孙逸仙,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虽比张学良年长19岁,两人却成了莫逆之交。后来因对张作霖扩军备战、抢夺地盘的行为不满,他在妻子的支持下,决心积蓄势力,推倒军阀,整顿奉军,准备将政权交还给有皿煮思想的张学良。
本来他的人生应该没这么快见到张汉卿,但是因为后者的到来,让他的人生提前拐了一个弯。
因为就是张汉卿怂恿的张作霖提前筹办27师讲武堂,凭着老张在朝中的关系、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巨额投入,陆军大学里部分奉省学生都受邀回乡担任教官,郭松龄就是其中一个。
不可否认老张的名声不是虚的,讲武堂的事他要么不做,一动就是大手笔:教务长每月300奉大洋、各科教官200元、教员150元。
这个待遇是什么级别?参考当时一名奉军士兵每月军饷为2元,一块奉大洋能买10斤猪肉可知,教官们可是真正的金领收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27师讲武堂马上如火如荼就可以理解,从陆军大学、保定陆军学校挖了好多的教员、毕业生也是应有之义----很多人参军不就是为了钱么!
反正穿越的张汉卿横空出世之后便小小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顺带着把他身边人的人生轨迹也作了微调,这就是蝴蝶效应的原理吧。反正,郭松龄和他提前见面了,也就少了一些思想上的波动、多了一些患难中的感情。
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战术教官郭松龄,能得到他的效忠,张汉卿非常欣慰。卫队旅筹备在即,在此之际,得到郭松龄的帮助,真是天意昭昭,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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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教官追问道:“奉军即使将来壮大,也不过是脱离北洋系之另一极,又如何能够做到统一中国?”
张汉卿不假思索道:“以东北为根据地,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这场革命,与上述各派所作为完全不同。我们可以通过建设一个革命党,充分鼓动农民与知识分子,增强工人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完成在思想上、制度上的大革命。我们东北,有广阔肥沃的土地,有为数众多的人群,有中国最好的工业基础和资源,这是进行经济大建设的最好的地方。另外我们还要建设一支新式的军队,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只要我们抱成团,努力与各方保持不卑不亢的对外关系,只要十年稳定,我相信,东北就是一支最大的力量。”
中年教官继续追问道:“你说的新式的军队指的是什么?据我所知,如果从北洋练军开始,在中国,新式军队至少已经出现三次了?”
张汉卿如数家珍:“以往种种军队,只练其魄而少其魂。军人只知服从于长官而不理解其担负的使命,常沦为私兵,成为政客的打手。我所理想中的军队,是以保家卫国为最高信仰,以为国献身为荣,以丢师丧地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骚扰人民为耻;以文明文化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说得顺了,差点把“八荣八耻”带了出来。于是乎口水一咽,话题一收,总结道:“我要打造的军队,是一支官兵一体、有信仰有纪律的新军。”
中年教官点点头,接着又问:“然而少帅,将来,我是说如果,奉军与孙先生万一发生军事上的冲突,少帅认为我们有几成胜算?”
张汉卿已经敏感地觉察到此人与孙逸仙有一定的关系,他这话也问得巧妙,实际上是下了套子。不过他真诚地说:“孙逸仙先生一直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我深深佩服他的这种‘天下为公’的境界,但并不看好他的将来。现在的国民党如无根之萍,寄居在广东。虽然旗号响亮,但历次革命,却都只能充当摇旗呐喊的鼓手,而没有力量做颠覆性的变革。就是孙先生自己,也只是被人利用或当作扯大旗的虎皮。他的建国政策,就连广东本地的商人都不赞成。”
这是实情,也是各种教科书所未曾涉及或未曾说明的奇事,估计是碍于“国父”的名望而“为尊者讳”所实施的春秋笔法:孙逸仙革命所需资金,绝大部分是华侨在海外募集而来,而在国内,即使在国民革命大本营的广东,国民党也未得到实力雄厚的广州商团的青睐。至于后来国民党的物质基础江浙财团与之勾结,那是到蒋介石时代才开辟出来的新局面。
商界参与辛亥革命,眼前的要求是避免动乱,使他们得以安心经营,长远的要求是希望中国独|立富强,摆脱外国的控制和压制,政|府制定和实行保护、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一开始他们大都对革命充满期望,甚至曾给予大力支持。但最后他们逐渐失望了。后来在1917年11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篇上海商人联合发给孙逸仙的电文,主题是希望南北停战。对孙逸仙来说,这不过是他收到的众多电文中的一封。当时中国的资本家多数缺乏远见,革命党人又和他们缺乏深入的合作和密切的联系,眼前利益受损就会对革命党疏远、抱怨,对革命党的态度终于由支持转向反对。
历史上,孙逸仙的力量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与他迟迟得不到经济援助息息相关。另外一个很重要但大家都不提的因素是,相对于被各国承认的民国政|府而言,国民党政权一直是在大义上是“非法的”。
国民党在台上时,需要举起国父这面大旗;共*党不能抹杀他的努力,更是为了统战的需要,所以在很多事情上,都不约而同地进行着“为尊者讳”。所以我们现在接受的教育,都是非常拔高他的作用的,其实在时人的心中,他不过是众多革命者中的一个,或者说,他也是一个军阀。
但是面前的这个人与孙逸仙可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说至少他是孙逸仙的忠实粉丝,回答这种问题要慎上加慎。不过张汉卿对此早有腹稿:“从道理上,我们将要进行的大革命与孙先生的‘三皿煮义’革命异曲同工,不过我们更可以得到工农的真正拥护,因为我们将会自下而上,而不是‘三皿煮义’空而又空的只落在纸面上;我们比孙先生更有优势的一面是,我们有自己的地盘,可以为我们的想法做充分的保证。
至于将来是否会发生军事冲突,这个假设还很遥远,现在谈起来,真有些杞人忧天了。在我的心目中,孙逸仙是民国当然的元首。如果真的到那一天,我一定尽我全力让奉军唯孙先生马首是瞻。”
中年教官的眉头舒展开来,他大手一伸,向张汉卿说:“说得好,少帅。我郭松龄愿意帮助少帅达成理想,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也在所不惜。”
“郭松龄?”张汉卿很吃惊。“郭鬼子?”他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不应该啊,他怎么在这儿?
“嗯?”郭松龄很疑惑,是谁在背后给老子起了这个外号?连少将军都知道了!
讲起来,这个外号确实对他来说名符其实。正史上的郭松龄身材高大挺拔,平时生活又很简朴。当时奉军将领都是穿的质地很好的呢军服,布军服除士兵穿就是白俄兵穿(被十月革命驱逐的旧俄军队,一向被称为俄国鬼子,编者注)。因为他穿的是布军服,长得又像白俄兵一样高大,所以这个外号不知道被谁叫起,然后就流行了,他倒不以为忤。
张汉卿能记起这个外号,只是因为他看过电视剧,呃,被误导了…他现在还不能叫“郭鬼子”。
郭松龄据说是唐汾阳郡王郭子仪的后裔,民国元年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民国二年考入陆军大学。如果不出差错,他将在毕业后在北京讲武堂当教官,然后在后年孙中山组建护法军**时投奔,只是在护法运动失败时他才不得不返回奉天,在东三省讲武堂任战术教官。
刚好张学良在这里学习,他亲身感受着郭教官远离声色,自持清廉,治军严谨,对部下赏罚分明的一身正气。张学良对他湛深的学养和高洁脱俗的人品极为钦佩。郭松龄在奉军将领中,是别具特色的一个人。他受过北京陆军大学的系统教育,曾加入同盟会,在广州和天津两次谒见过孙逸仙,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虽比张学良年长19岁,两人却成了莫逆之交。后来因对张作霖扩军备战、抢夺地盘的行为不满,他在妻子的支持下,决心积蓄势力,推倒军阀,整顿奉军,准备将政权交还给有皿煮思想的张学良。
本来他的人生应该没这么快见到张汉卿,但是因为后者的到来,让他的人生提前拐了一个弯。
因为就是张汉卿怂恿的张作霖提前筹办27师讲武堂,凭着老张在朝中的关系、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巨额投入,陆军大学里部分奉省学生都受邀回乡担任教官,郭松龄就是其中一个。
不可否认老张的名声不是虚的,讲武堂的事他要么不做,一动就是大手笔:教务长每月300奉大洋、各科教官200元、教员150元。
这个待遇是什么级别?参考当时一名奉军士兵每月军饷为2元,一块奉大洋能买10斤猪肉可知,教官们可是真正的金领收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27师讲武堂马上如火如荼就可以理解,从陆军大学、保定陆军学校挖了好多的教员、毕业生也是应有之义----很多人参军不就是为了钱么!
反正穿越的张汉卿横空出世之后便小小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顺带着把他身边人的人生轨迹也作了微调,这就是蝴蝶效应的原理吧。反正,郭松龄和他提前见面了,也就少了一些思想上的波动、多了一些患难中的感情。
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战术教官郭松龄,能得到他的效忠,张汉卿非常欣慰。卫队旅筹备在即,在此之际,得到郭松龄的帮助,真是天意昭昭,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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