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解放农民就是解放中国
以国家力量作后盾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改革,都是烧钱的玩艺。可这时候民生凋闭、百业待兴,奉天军政|府从哪里找钱呢?好不容易还掉了因增兵十营所借的日本贷款,财政收入已勉强够日常开支了。二十八师的冯德麟不允许卫队旅占用奉天的财政,张汉卿也说下大话要“自负盈亏”,现在是见真章的时候了。
近万人的队伍要吃饭,要拿饷,要穿衣,没钱不行。喂猪养鸡搞副业可以解决得了温饱,却不是建立这支军队的本意。跟日本人争雄,老靠着投机取巧也不行,那是真功夫,靠实力的。连朱元璋都知道“高筑墙、广积粮”的道理,想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经济实力是第一位的。一句话,在***时代,打仗烧的不是油,而是钱。
在张汉卿的思想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国家实力及地位的上升。道理很简单:晚清时中国GDP世界第一,照样屡战屡败割地赔款!
正史上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远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无论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日本明显强于中国。
近代,大国地位是靠战争来确立的。而和战争关系最密切的经济部门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大国的兴衰》一书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太大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战争中,国内能否生产出足够的军需品,并把这些军需品及时运送到前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这也与毛爷爷“集中优势兵力重点打击敌人”的军事战略的思想一脉相承。
凭心而论,长期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利于统治。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只要农民有地种,能够过上自足的生活,朝代的更替几乎便成为不可能。从中学到硕士一直普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张汉卿,在回到过去后,更能深深地理解“农业求稳定,工业为发展,商业得富裕”的含义。
中国太穷了。当中国农民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为一丝口粮而奋斗时,在美国,此时已普及了收音机,还有世界最大的汽车保有量、世界最大的拖拉机使用量。无论是电子工业的代表,还是机械工业的支柱,美国都甩开中国一大截。
中国的可耕面积太少了,或者说中国农民能用的土地太少了,因为垄断和土地兼并。
民国初年,东北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在农村,往往是一个屯子的田地由一家或几个大点的地主占据。失地的农民或为长工,接受雇主的剥削,或有机会入城,成为工厂工人,部分干脆入山为匪,做些无本买卖。而一旦事有不协,则复回家务农或直接由匪变兵,而后周而复始。这也是民国时期东北匪患盛行,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有什么办法可以一劳永逸解决这些土匪呢?张汉卿自然想到了后世执政|党的作法:分土地,打土豪!事实上,这种做法是非常成功的,历史也一再证明。想想从陈胜、吴广起,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都是以“分粮分田”为诱惑的就可知道,那一点土地,在中国百姓心中,拥有多高的地位!
事实上只要有口饭吃,有多少人真心愿意做土匪?因为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他们构成了中|央乃至地方政|府的执政基础。地主们无休止地压榨长工的剩余劳动价值,一些会醉生梦死再挥霍一空,除了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外,对国家的进步贡献极少。前苏联成立之初是用和平赎买的方法获得经济的控制权,而后来新中国成立前后是用武装斗争的方式从地主手中夺得土地。但是张汉卿不可能使用强行的办法没收土地,这样做会使他和他的父亲的政|府立即陷入混乱的境地,没有一个得力的政|党和相应受教育的人力根基以完成斗大户这种大刀阔斧的动作----斗倒了怎么办?谁来治理?
但是奉天军政|府也没有能力像后世苏联一样赎买这些田地再分给无地农民。他们拥有的,只是枪杆子!张汉卿自然而然地想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是啊,有了这东西,怎么做不还是政|府说了算!
政|府不能靠吃大户强行分地而把地主们得罪光了----一些较开明的地主是东北的财富,他们很多人当初因贫穷而携家带口闯关东,靠血汗和智慧挣得来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家业,东北正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大批这样的人才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发挥其潜在的才能。政|府应该是引导而不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搞大锅饭,这样其实是一种资源极大的浪费,而且是新的不公平。
像后世“吃大户”一般,可以吸纳一大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加入,会在短期内取得所谓革命的成功,但是其后遗症却要经过几十年之后才发觉它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对这一政策的大规模的修改,何苦来哉!
政|府一定不能出钱,因为没有钱,但政|府一定要有钱。这好像是一个死循环。
农民一定要分得土地,这是立足东北的基础。但是一个松散的、安逸的、自主式的农村生活对国力的增强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现在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的农民无地或少地。
怎么办?
经过穿越以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思索,张汉卿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政|府用“赊欠”的方法强制收购地主们多余的土地,来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待一定期限(他的预想是10年或20年)还本。他现在要的是集中全奉天,未来全东北的力量:人力、财力、物力,建立数十、以至数百个政|府垄断的大型、特大型厂矿,以完成工业的原始积累!这有些借鉴后代的“以农补工”,在前苏联成立之初和建国后的中国曾经被全面引用过,虽然残酷了些,但是对于落后贫穷的现国家要尽快走上现代之路,是最佳的途径。试想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有多少功劳属于政|府直接资助的财阀----松下、日本电工、丰田…,韩国能够在东亚一隅挤进工业化强国的行列,同样离不开号称韩国四大工业支柱的现代、起亚、三星、大宇…
大地主们不同意怎么办?征税!以人均十亩为基础,为弱税,按十抽一;其后每十亩设一档,税收比前一阶段加征五成。按照后世个人收入调节税的方式,张汉卿建立了土地收成调节税。
反而是主动将土地“出租”给政|府的地主,五年后将开始获得一定量的利息----那时候政|府应该有钱了,还这点利息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个方法说穿了就是寅吃卯粮,借贷发展,不过从经济学的角度,可行。
不愿意赊欠给政|府没关系,还可以让债主们有另外一个选择,即将全部或部分政|府欠款折算成股份,投入到政|府投资的工业企业厂矿的建设中来。可以用借贷的方式每年获得利息,也可以用入股的方式作为企业的股东之一。这就相当于用政|府借用民间的资本来完成工业的发展,这样,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的闲散资源,将其最大限度地市场化,用经济学的术语叫做扩大再生产。
比起毛时代中国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无疑后来日本韩国实现的国家强力扶持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更为优越,这也是亚洲四小龙崛起的主因。但是与西方国家普遍的弱政|府介入模式相比,作为后起的国家,他们的政|府对于产业发展布局,产业发展顺序等战略问题考虑得比较多,对经济的介入深得多。像战后,为了尽快走出困境,日本政|府首先制定的倾斜经济政策,韩国紧随,其首先满足钢铁煤矿等基础产业的需求,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而后又适时制定了国民经济倍增计划---类似于中国的五年计划,引导产业界对关键性的重化工业、电子工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并且给予了全力的扶持。这一政策,使得韩国在“四小龙”中成绩斐然。
无论如何,战后日韩的底子是好的,不像现在的中国,工业基本为零,有限的几个会社都是日本人建立的。即便如此,东北的形势比关内要好得多,一句话,中国的其它地方,更贫穷也更落后。
张汉卿有心从无到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经济体制,但在目前,他非常深刻地理解了“解放中国的农民,就是解放中国生产力,就是解放中国”的涵义了。工业的发展,其资金来源要从农业中取得,解放农民的任务,先从土地改革开始。
在征得张作霖许可后,在一群智囊的簇拥下,张汉卿以太子地位入政奉省北部新民地区,进行史上所著名的“新民土改”试点。他要做的这些新举措,及其后来无论“裁军”、还是建党,新老奉军高层,都抱着怀疑与谨慎的态度观望,却让他的行动甚少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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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万人的队伍要吃饭,要拿饷,要穿衣,没钱不行。喂猪养鸡搞副业可以解决得了温饱,却不是建立这支军队的本意。跟日本人争雄,老靠着投机取巧也不行,那是真功夫,靠实力的。连朱元璋都知道“高筑墙、广积粮”的道理,想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经济实力是第一位的。一句话,在***时代,打仗烧的不是油,而是钱。
在张汉卿的思想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国家实力及地位的上升。道理很简单:晚清时中国GDP世界第一,照样屡战屡败割地赔款!
正史上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远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无论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日本明显强于中国。
近代,大国地位是靠战争来确立的。而和战争关系最密切的经济部门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大国的兴衰》一书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太大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战争中,国内能否生产出足够的军需品,并把这些军需品及时运送到前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这也与毛爷爷“集中优势兵力重点打击敌人”的军事战略的思想一脉相承。
凭心而论,长期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利于统治。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只要农民有地种,能够过上自足的生活,朝代的更替几乎便成为不可能。从中学到硕士一直普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张汉卿,在回到过去后,更能深深地理解“农业求稳定,工业为发展,商业得富裕”的含义。
中国太穷了。当中国农民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为一丝口粮而奋斗时,在美国,此时已普及了收音机,还有世界最大的汽车保有量、世界最大的拖拉机使用量。无论是电子工业的代表,还是机械工业的支柱,美国都甩开中国一大截。
中国的可耕面积太少了,或者说中国农民能用的土地太少了,因为垄断和土地兼并。
民国初年,东北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在农村,往往是一个屯子的田地由一家或几个大点的地主占据。失地的农民或为长工,接受雇主的剥削,或有机会入城,成为工厂工人,部分干脆入山为匪,做些无本买卖。而一旦事有不协,则复回家务农或直接由匪变兵,而后周而复始。这也是民国时期东北匪患盛行,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有什么办法可以一劳永逸解决这些土匪呢?张汉卿自然想到了后世执政|党的作法:分土地,打土豪!事实上,这种做法是非常成功的,历史也一再证明。想想从陈胜、吴广起,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都是以“分粮分田”为诱惑的就可知道,那一点土地,在中国百姓心中,拥有多高的地位!
事实上只要有口饭吃,有多少人真心愿意做土匪?因为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他们构成了中|央乃至地方政|府的执政基础。地主们无休止地压榨长工的剩余劳动价值,一些会醉生梦死再挥霍一空,除了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外,对国家的进步贡献极少。前苏联成立之初是用和平赎买的方法获得经济的控制权,而后来新中国成立前后是用武装斗争的方式从地主手中夺得土地。但是张汉卿不可能使用强行的办法没收土地,这样做会使他和他的父亲的政|府立即陷入混乱的境地,没有一个得力的政|党和相应受教育的人力根基以完成斗大户这种大刀阔斧的动作----斗倒了怎么办?谁来治理?
但是奉天军政|府也没有能力像后世苏联一样赎买这些田地再分给无地农民。他们拥有的,只是枪杆子!张汉卿自然而然地想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是啊,有了这东西,怎么做不还是政|府说了算!
政|府不能靠吃大户强行分地而把地主们得罪光了----一些较开明的地主是东北的财富,他们很多人当初因贫穷而携家带口闯关东,靠血汗和智慧挣得来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家业,东北正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大批这样的人才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发挥其潜在的才能。政|府应该是引导而不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搞大锅饭,这样其实是一种资源极大的浪费,而且是新的不公平。
像后世“吃大户”一般,可以吸纳一大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加入,会在短期内取得所谓革命的成功,但是其后遗症却要经过几十年之后才发觉它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对这一政策的大规模的修改,何苦来哉!
政|府一定不能出钱,因为没有钱,但政|府一定要有钱。这好像是一个死循环。
农民一定要分得土地,这是立足东北的基础。但是一个松散的、安逸的、自主式的农村生活对国力的增强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现在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的农民无地或少地。
怎么办?
经过穿越以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思索,张汉卿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政|府用“赊欠”的方法强制收购地主们多余的土地,来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待一定期限(他的预想是10年或20年)还本。他现在要的是集中全奉天,未来全东北的力量:人力、财力、物力,建立数十、以至数百个政|府垄断的大型、特大型厂矿,以完成工业的原始积累!这有些借鉴后代的“以农补工”,在前苏联成立之初和建国后的中国曾经被全面引用过,虽然残酷了些,但是对于落后贫穷的现国家要尽快走上现代之路,是最佳的途径。试想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有多少功劳属于政|府直接资助的财阀----松下、日本电工、丰田…,韩国能够在东亚一隅挤进工业化强国的行列,同样离不开号称韩国四大工业支柱的现代、起亚、三星、大宇…
大地主们不同意怎么办?征税!以人均十亩为基础,为弱税,按十抽一;其后每十亩设一档,税收比前一阶段加征五成。按照后世个人收入调节税的方式,张汉卿建立了土地收成调节税。
反而是主动将土地“出租”给政|府的地主,五年后将开始获得一定量的利息----那时候政|府应该有钱了,还这点利息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个方法说穿了就是寅吃卯粮,借贷发展,不过从经济学的角度,可行。
不愿意赊欠给政|府没关系,还可以让债主们有另外一个选择,即将全部或部分政|府欠款折算成股份,投入到政|府投资的工业企业厂矿的建设中来。可以用借贷的方式每年获得利息,也可以用入股的方式作为企业的股东之一。这就相当于用政|府借用民间的资本来完成工业的发展,这样,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的闲散资源,将其最大限度地市场化,用经济学的术语叫做扩大再生产。
比起毛时代中国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无疑后来日本韩国实现的国家强力扶持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更为优越,这也是亚洲四小龙崛起的主因。但是与西方国家普遍的弱政|府介入模式相比,作为后起的国家,他们的政|府对于产业发展布局,产业发展顺序等战略问题考虑得比较多,对经济的介入深得多。像战后,为了尽快走出困境,日本政|府首先制定的倾斜经济政策,韩国紧随,其首先满足钢铁煤矿等基础产业的需求,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而后又适时制定了国民经济倍增计划---类似于中国的五年计划,引导产业界对关键性的重化工业、电子工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并且给予了全力的扶持。这一政策,使得韩国在“四小龙”中成绩斐然。
无论如何,战后日韩的底子是好的,不像现在的中国,工业基本为零,有限的几个会社都是日本人建立的。即便如此,东北的形势比关内要好得多,一句话,中国的其它地方,更贫穷也更落后。
张汉卿有心从无到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经济体制,但在目前,他非常深刻地理解了“解放中国的农民,就是解放中国生产力,就是解放中国”的涵义了。工业的发展,其资金来源要从农业中取得,解放农民的任务,先从土地改革开始。
在征得张作霖许可后,在一群智囊的簇拥下,张汉卿以太子地位入政奉省北部新民地区,进行史上所著名的“新民土改”试点。他要做的这些新举措,及其后来无论“裁军”、还是建党,新老奉军高层,都抱着怀疑与谨慎的态度观望,却让他的行动甚少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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