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9章 国库券与粮票
张汉卿是个在政治上大事情“拿主意”的人,但对于细琐的工作则不是其强项,一切都有赖于以王永江为首的东北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发改委的前身,张汉卿挂名主任)实际执行,他的主要工作在于“用惊人的预见性给东北新政以奇思妙想”(参见《中华民国史----张学良传》)。
东北新政之初,财政紧迫的状况非常明显。东北虽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却缺乏必要的人口来开垦。此时农业耕作还处在近乎原始的肩挑手扛(这种状况在正史上的60年后改革开放好久时仍然在中国遍地出现),短期内个人也没有能力开垦如此之多的土地。生产力的低下束缚着农业的发展,而农业正是张汉卿赖以为工业输送营养的基本要素。
搞工业,需要钱,钱开始只能从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中来;农业要想大发展,生产效率要提升,需要机器等工业的成果,仿佛陷入一个死循环。张汉卿不是搞经济的专家,但是经济学的理论他明白,这一点甚至要比东北许多财经界的高手们还懂得多。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钱最终还是得从农业中来。
其实东北在全国来讲并不算穷,这里有“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黑土地,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地表江河纵横,地下水量可观,大气降水充盈,极为适宜农业发展。工业上,因为日、俄先后侵入,并将这里作为其原料的采集地,带动了采矿业、炼铁业及相关产业的出现,相比较而言,在工业方面,除得赖于沿海的地理优势的天津、上海、广州、青岛等城市外,当时全国还没有比东北工业更“出色”的----虽然东北也只有算是原始的手工作坊式的工业。
根据为解决地多人少的状况而制定的《东北移民法案》,政|府为从关内和朝鲜边民的进入大开绿灯。由于关内连年内战,以及听闻东北有地可种的吸引,赤贫的中国人口从华北大量涌向关外。京奉线上,闯关东的优惠政策继续执行,在京津水灾开始后的一年时间里,就有一百多万赤贫人口移民东北,其后以月入十万人的速度增加,到1919年1月,全东北人口(仅关外三省)为2622万,到年底猛增到2783万人,1920年底更达到3097万人,此一趋势明显加快。
感谢上帝!张汉卿虽然不是忠诚的基督教徒,却忍不住对风调雨顺的气候大加感激,因为1918年又是个丰收年。随着又一个丰收年,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所据的东北三省年产大豆200万吨,小麦160万吨,稻子56万吨,小米80万吨,高粱640万吨,玉米400万吨,杂粮豆类(大豆除外)48万吨,棉花24万吨,烟草13万吨。存栏牲畜包括马320万匹,牛240万头,羊2400万头,猪3200万头。全地区年产粮食约1600万吨左右。政|府统计局的信息显示,截止12月底,全地区可耕地面积为4000万顷(40亿亩),其中已耕地1250万倾。森林面积为1亿7000万顷。东北已是不亚于江南的“北方粮仓”(历史以来本就如此)。
农民丰收了,有一定经济地位的老地主们也富了,可是国家除了收取可怜的一小部分农业税外,好像完全与此不相干。之前政|府的种种努力,有种与他人作嫁衣裳的感觉。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行!张汉卿要想方设法从农业中取得不斐的利润,不然国弱民富,他自己的多方努力,只是把东北养肥了而已,难道对于肥猪屠户就不杀了?错!肥猪是屠夫的最爱!
可是税收不能提高了:一方面这是新民土改精神的延续,朝令夕改是拿改革当儿戏,徒引起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更多人进入东北,加入东北农业改革的浪潮中来,减税政策还要持续进行。
钱还是要从农民手中来。因为东北自治政|府,千百年来从未有过好日子的东北农民们,破天荒地第一次把丰收的成果据为己有,国家说的不干涉余粮还真的做到了。这一点,让农民们对政|府的信任空前,对政|府的各项法令法规和要求积极贯彻并相当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为最大化募集经济建设的资金,东北国债,也称国库券,闪亮登场。与它一齐登上历史舞台的,还有粮票。
到底是先有国库券还是先有粮票?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国库券的存在刺激了粮票的发行、还是粮票的存在刺激了老百姓对于国库券的认可,谁也说不清楚。唯一可以说清楚的,是这两个票、券的发行,都是少帅鼓捣出来的。
钱流通了才能变成资本,而老百姓的资本,就是手中的粮食。东北穷是穷,可是如果把老百姓手中的粮食变换成资本流通起来,那也是一笔不菲的金额,足够支撑起东北经济的原始积累。东北的地主、商人们可不穷,即使东北的人民穷,也架不住人多不是?不从他们手里刨点食出来,对不住穿越以来的各种优势。
历来资本的原始积累都带着血和泪,英国的圈地运动、16世纪的奴隶贸易都如此。东北国债粮票的发行,参考着这一原则,但又有很人性化的补充。
这被东北财经界誉为天才般的杰作的两样东西,让张汉卿起初背负了吸血鬼的坏名声。但等到政|府如期兑现承诺,又被赞扬为切切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所以说,很多事情,要走着瞧,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错的。
农民的产出包括两部分:公粮和余粮,张汉卿着眼点是占比较大的余粮,他的思路是把这部分余粮拿出来、政|府用少付或不付钱的方式使用一段时间。
做这个事,开始是有点血腥,这个是阵痛阶段的必须。为了让老百姓把余粮“主动”交出来,政|府做了充分宣传:除留够口粮和来年的种子,所有农户、商贩,只要家里藏有粮食超过一定额定,均视为屯积粮食,一经发现即予没收,数量巨大者按扰乱经济罪予以重处。
当然,为了减轻老百姓对政|府的埋怨,工作组和宣传组也宣布,强制期限为三年。非常时期,国民要非常配合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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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新政之初,财政紧迫的状况非常明显。东北虽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却缺乏必要的人口来开垦。此时农业耕作还处在近乎原始的肩挑手扛(这种状况在正史上的60年后改革开放好久时仍然在中国遍地出现),短期内个人也没有能力开垦如此之多的土地。生产力的低下束缚着农业的发展,而农业正是张汉卿赖以为工业输送营养的基本要素。
搞工业,需要钱,钱开始只能从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中来;农业要想大发展,生产效率要提升,需要机器等工业的成果,仿佛陷入一个死循环。张汉卿不是搞经济的专家,但是经济学的理论他明白,这一点甚至要比东北许多财经界的高手们还懂得多。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钱最终还是得从农业中来。
其实东北在全国来讲并不算穷,这里有“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黑土地,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地表江河纵横,地下水量可观,大气降水充盈,极为适宜农业发展。工业上,因为日、俄先后侵入,并将这里作为其原料的采集地,带动了采矿业、炼铁业及相关产业的出现,相比较而言,在工业方面,除得赖于沿海的地理优势的天津、上海、广州、青岛等城市外,当时全国还没有比东北工业更“出色”的----虽然东北也只有算是原始的手工作坊式的工业。
根据为解决地多人少的状况而制定的《东北移民法案》,政|府为从关内和朝鲜边民的进入大开绿灯。由于关内连年内战,以及听闻东北有地可种的吸引,赤贫的中国人口从华北大量涌向关外。京奉线上,闯关东的优惠政策继续执行,在京津水灾开始后的一年时间里,就有一百多万赤贫人口移民东北,其后以月入十万人的速度增加,到1919年1月,全东北人口(仅关外三省)为2622万,到年底猛增到2783万人,1920年底更达到3097万人,此一趋势明显加快。
感谢上帝!张汉卿虽然不是忠诚的基督教徒,却忍不住对风调雨顺的气候大加感激,因为1918年又是个丰收年。随着又一个丰收年,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所据的东北三省年产大豆200万吨,小麦160万吨,稻子56万吨,小米80万吨,高粱640万吨,玉米400万吨,杂粮豆类(大豆除外)48万吨,棉花24万吨,烟草13万吨。存栏牲畜包括马320万匹,牛240万头,羊2400万头,猪3200万头。全地区年产粮食约1600万吨左右。政|府统计局的信息显示,截止12月底,全地区可耕地面积为4000万顷(40亿亩),其中已耕地1250万倾。森林面积为1亿7000万顷。东北已是不亚于江南的“北方粮仓”(历史以来本就如此)。
农民丰收了,有一定经济地位的老地主们也富了,可是国家除了收取可怜的一小部分农业税外,好像完全与此不相干。之前政|府的种种努力,有种与他人作嫁衣裳的感觉。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行!张汉卿要想方设法从农业中取得不斐的利润,不然国弱民富,他自己的多方努力,只是把东北养肥了而已,难道对于肥猪屠户就不杀了?错!肥猪是屠夫的最爱!
可是税收不能提高了:一方面这是新民土改精神的延续,朝令夕改是拿改革当儿戏,徒引起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更多人进入东北,加入东北农业改革的浪潮中来,减税政策还要持续进行。
钱还是要从农民手中来。因为东北自治政|府,千百年来从未有过好日子的东北农民们,破天荒地第一次把丰收的成果据为己有,国家说的不干涉余粮还真的做到了。这一点,让农民们对政|府的信任空前,对政|府的各项法令法规和要求积极贯彻并相当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为最大化募集经济建设的资金,东北国债,也称国库券,闪亮登场。与它一齐登上历史舞台的,还有粮票。
到底是先有国库券还是先有粮票?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国库券的存在刺激了粮票的发行、还是粮票的存在刺激了老百姓对于国库券的认可,谁也说不清楚。唯一可以说清楚的,是这两个票、券的发行,都是少帅鼓捣出来的。
钱流通了才能变成资本,而老百姓的资本,就是手中的粮食。东北穷是穷,可是如果把老百姓手中的粮食变换成资本流通起来,那也是一笔不菲的金额,足够支撑起东北经济的原始积累。东北的地主、商人们可不穷,即使东北的人民穷,也架不住人多不是?不从他们手里刨点食出来,对不住穿越以来的各种优势。
历来资本的原始积累都带着血和泪,英国的圈地运动、16世纪的奴隶贸易都如此。东北国债粮票的发行,参考着这一原则,但又有很人性化的补充。
这被东北财经界誉为天才般的杰作的两样东西,让张汉卿起初背负了吸血鬼的坏名声。但等到政|府如期兑现承诺,又被赞扬为切切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所以说,很多事情,要走着瞧,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错的。
农民的产出包括两部分:公粮和余粮,张汉卿着眼点是占比较大的余粮,他的思路是把这部分余粮拿出来、政|府用少付或不付钱的方式使用一段时间。
做这个事,开始是有点血腥,这个是阵痛阶段的必须。为了让老百姓把余粮“主动”交出来,政|府做了充分宣传:除留够口粮和来年的种子,所有农户、商贩,只要家里藏有粮食超过一定额定,均视为屯积粮食,一经发现即予没收,数量巨大者按扰乱经济罪予以重处。
当然,为了减轻老百姓对政|府的埋怨,工作组和宣传组也宣布,强制期限为三年。非常时期,国民要非常配合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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