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4章 天堂
列车在疾驰,少帅的话也在乘客们的心中激荡。人民在私底下议论纷纷,都对未来充满憧憬。有东北籍的乘客,也在得意中给少帅的话作背书。
“我家就是东北那嘎啦的,原先租了地主二十亩地,一年到头来只得到5担粮食,一家人吃糠咽菜都活不下去了。后来少帅带人搞了个土改,嘿,你说怎么地?我家光上等的好田就分到三十亩,年底打了六千斤粮食,只用上交600斤!天呐,打我爷爷闯关东起,家里就没收到过这么多的粮食!就那一年,我们家的三小子第一次顿顿吃饱饭,还是干饭!”
旁边人听得都流口水,有人惊呼说:“俺们那块的地主恐怕都没有这么多粮食呢。”旁边就有人接口说:“可不是么,杜大善人家收成好的时候也就一千来斤谷子。”言下之意,对这人的好日子极为羡慕。
那个东北人心中得意,又眉飞色舞地说:“以前愁没得吃,后来又愁这么多的粮食怎么办。按我老爹的意思,好日子当穷过,于是把粮食都存放在家里,等贱年了再好过。
哪知道第二年又丰收了,家里都放不下这么多粮食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少帅有新办法了,要么把粮食卖掉换钱,或者干脆把粮食存在粮库。”
有人就说了:“粮多只怕会贱吧?记得有一年俺们那里好不容易有一次大,结果粮食大减价,卖掉粮食交税后还不如收成不好的年份。”
东北人摇摇头:“不会啊,粮食是政|府统一收购的,没有那些奸商上下其手,价格都是统一不变的。在东北,随时可以用钱买到粮食,还不用担心价格涨跌。所以我们家一合计,与其堆放在家里生霉,还不如卖掉变成钱,至少钱存在合作社里还有利息。就是存在粮库换取粮食券,也比放在家里好啊。”
又有人奇怪了:“合作社是什么?”
东北人倒是乐意答疑解惑:“合作社就是农村的银行啊,我们平时把钱存在这里面,可方便了。而且如果有人想添置机器或者想做些小生意,钱不够的话可以通过它周转,利息十分的低也很方便----东北可不允许奸商放贷!”
咳,原来东北农民都是活在童话里!有人便羡慕地说:“能到东北种地也是很好的,俺倒有一把好力气。”
东北人忽然笑起来,他指着那个人说:“老兄你落伍了!你没到过东北吧?现在我们很多人家种地,可不是一昧靠蛮力,我们都使上机器了,就是那个拖拉机,你听说过吧?”看对方茫然地摇摇头,他又解释说:“嗯,有两个大轮子冒烟的,耕地比人和牛快多了,一个劳力干半个月,它一天就干完了。”
回答他的还是茫然,还有骇然。
有人就问:“这个拖拉机很贵吧?”
东北人点点头:“当然很贵。不过我们通常几家人共买一台拖拉机。忙时耕地,在闲时,有门路的人付点使用费,用拖拉机做些运输的买卖。这个收入,有时比种地还要多,现在已经有些人家专门买拖拉机用来运输,比种地过得都滋润。”
便有人不解地说:“放着好好的地不种,那土地不就荒了,太可惜了。”
东北人摇摇头:“荒不了!从去年开始,我们县已经开始试验土地集中耕作了。几十成百甚至上千亩土地连成一片,雇佣有经验的庄稼把式统一种植,小的叫农庄,大的叫农场,反正是那么个意思。都是用拖拉机耕种,比零星小户又省又快。
有些没有成年劳动力的人家、和一些腾不开人手的人家,都把名下土地承包给一些大的农庄以换取租金。这样他们不但可以平白获得一笔地租,还能腾出手去做些别的事。我邻居老张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家的儿子媳妇都在城内务工,老张夫妻年纪大了,种不动地了,就把地租给农场,25亩地一年也有50块大洋的收益。”
有人插话说:“种田的不种田,非要务什么工,难道务工收入比种田还强吗?”
东北人看着他,一幅奇怪的样子,让那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连想“我说错了什么了吗?”同车的另外有东北人也忍不住拉开了话茬子:“当然了!务工收入比种地强过好多!”
他草草算了这么一笔账:“一亩地一年净收益4块,一家正常25亩,年入100元。可是城里一个工人月薪就有15块,省吃俭用总能落个10块以上。我们那儿年底增加一个月工资的过节费,还有过年的路费,算起来,夫妻两个务工的话,一年总有个两百多块,比一大家子种地的收入还多一倍以上。”
此话不虚。算起来,民国初一直到抗战前的二十年间,由于当时以银元计价,全国的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的生活条件比之现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是有充分证据的。
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当时做北大教授,月薪150元;陈独秀更高,为300元,当时的200大洋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四合院。想来如果两位是现代的教授的话,肯定不会兼职搞什么革命。
国宝季羡林大师,北大刚毕业在济南教中学国文,一周十节课还不当班主任,月薪160大洋。因此,人家去德国留学都是自费的,而且一去就十年。没办法,人家工资高啊。换作现在,我们教师拿十年工资去德国都不敢呆十天!
如果说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不能代表基层大众的话,那么用下面这些人的状况也可见一般:当兵的,六块半大洋每月;警察,七块大洋每月;警察局长,40块大洋每月,武汉纺织女工甚至月薪达30多元!
这些钱够干什么?看看《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陈存仁怎么说。
陈存仁毫无忌惮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只有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里还剩5块钱。”
由此可见当时银元的购买力,也说明只要能够在城里务工,改善家庭生活是指日可待。只是,当时也就上海、武汉、青岛、天津、广州等一些大城市才有些像样的工厂,普通城市就没这么好的就业机会了。能进工厂的人毕竟也不多,绝大多数人还是游离在外围,像洗衣工人、佣人、服务员等还勉强算好的,骆驼祥子在帝都拉车,每月最多只有2元,那是活在社会的底层了。
而在东北,这几年的大发展,让城乡人民都有了好机会。像那位东北人所说的双职工家庭是比比皆是,一年400元在这里是常态。刨去吃穿住等用度,好歹也能落个二、三百块,自然要比种地强得多了。要在过去,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就是在关内大部分地区,这种幸福感也是满满的。
所以关外能够吸引很多关内人前往务工、务农也就理所当然了。无数的机会、优厚的条件,使得携家带口去东北碰运气的人群越来越多,直赶上后世深圳特区刚开始那会全国人民下广东的盛举。反正已经穷成这样,不走也是个死,走出去,说不定还真有机会。
平头老百姓是要来解决温饱的,对有学问的人物,来东北可就是实现胸中抱负的地方。沈阳、哈尔滨有全国最先进、门类最齐全的重工业,又舍得花钱投入在研发上,所以有志报国的各界人士都纷纷来这里落户。
至于待遇,完全不用提。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年薪可达600元每元,完全是小康生活水准;中级职员、中学教师、工程师、医生、记者、作家、律师、一般演员等家庭都有上千块的年收入,十足的中产阶级。
从1920年起,沈阳的工业产值已经直逼上海,哈尔滨接近天津,就是长春,也不亚于武汉和青岛。照这样的速度,至多明年,东北三座最重要的城市就将领袖全国。
奉系老百姓对张大帅、包括这位少帅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这也是奉系始终抱团成一体、越来越强大的原因,也是张汉卿敢于在关内叫板一切牛鬼蛇神的基础所在。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活干,就没有心思想些革命什么的事,对于政|府有些强迫性的举措如发行“奉天券”、“粮食券”的忍受能力也就越强。在关内的其它地方,老百姓对于白条不知道接受程度如何,反正在东北,老百姓是慢慢认可了这些白条的。
在大家七嘴八舌中,让原本对闯关东还有一丝顾虑的许多人都安下心来,开始憧憬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原来,别人所说的关外有无数个机会是真的,关外的农民吃饭从来不掺杂粮也是真的,只要想干,人人都有工作也是真的。
有人想起了少帅曾经在天津赈灾时唱过的那首歌,“那里有漫山遍野、大豆高粱”。
在欢乐的气氛中,列车驶过山海关,真正进入了东北的地界。虽然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地理分界线,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这里已经进入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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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就是东北那嘎啦的,原先租了地主二十亩地,一年到头来只得到5担粮食,一家人吃糠咽菜都活不下去了。后来少帅带人搞了个土改,嘿,你说怎么地?我家光上等的好田就分到三十亩,年底打了六千斤粮食,只用上交600斤!天呐,打我爷爷闯关东起,家里就没收到过这么多的粮食!就那一年,我们家的三小子第一次顿顿吃饱饭,还是干饭!”
旁边人听得都流口水,有人惊呼说:“俺们那块的地主恐怕都没有这么多粮食呢。”旁边就有人接口说:“可不是么,杜大善人家收成好的时候也就一千来斤谷子。”言下之意,对这人的好日子极为羡慕。
那个东北人心中得意,又眉飞色舞地说:“以前愁没得吃,后来又愁这么多的粮食怎么办。按我老爹的意思,好日子当穷过,于是把粮食都存放在家里,等贱年了再好过。
哪知道第二年又丰收了,家里都放不下这么多粮食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少帅有新办法了,要么把粮食卖掉换钱,或者干脆把粮食存在粮库。”
有人就说了:“粮多只怕会贱吧?记得有一年俺们那里好不容易有一次大,结果粮食大减价,卖掉粮食交税后还不如收成不好的年份。”
东北人摇摇头:“不会啊,粮食是政|府统一收购的,没有那些奸商上下其手,价格都是统一不变的。在东北,随时可以用钱买到粮食,还不用担心价格涨跌。所以我们家一合计,与其堆放在家里生霉,还不如卖掉变成钱,至少钱存在合作社里还有利息。就是存在粮库换取粮食券,也比放在家里好啊。”
又有人奇怪了:“合作社是什么?”
东北人倒是乐意答疑解惑:“合作社就是农村的银行啊,我们平时把钱存在这里面,可方便了。而且如果有人想添置机器或者想做些小生意,钱不够的话可以通过它周转,利息十分的低也很方便----东北可不允许奸商放贷!”
咳,原来东北农民都是活在童话里!有人便羡慕地说:“能到东北种地也是很好的,俺倒有一把好力气。”
东北人忽然笑起来,他指着那个人说:“老兄你落伍了!你没到过东北吧?现在我们很多人家种地,可不是一昧靠蛮力,我们都使上机器了,就是那个拖拉机,你听说过吧?”看对方茫然地摇摇头,他又解释说:“嗯,有两个大轮子冒烟的,耕地比人和牛快多了,一个劳力干半个月,它一天就干完了。”
回答他的还是茫然,还有骇然。
有人就问:“这个拖拉机很贵吧?”
东北人点点头:“当然很贵。不过我们通常几家人共买一台拖拉机。忙时耕地,在闲时,有门路的人付点使用费,用拖拉机做些运输的买卖。这个收入,有时比种地还要多,现在已经有些人家专门买拖拉机用来运输,比种地过得都滋润。”
便有人不解地说:“放着好好的地不种,那土地不就荒了,太可惜了。”
东北人摇摇头:“荒不了!从去年开始,我们县已经开始试验土地集中耕作了。几十成百甚至上千亩土地连成一片,雇佣有经验的庄稼把式统一种植,小的叫农庄,大的叫农场,反正是那么个意思。都是用拖拉机耕种,比零星小户又省又快。
有些没有成年劳动力的人家、和一些腾不开人手的人家,都把名下土地承包给一些大的农庄以换取租金。这样他们不但可以平白获得一笔地租,还能腾出手去做些别的事。我邻居老张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家的儿子媳妇都在城内务工,老张夫妻年纪大了,种不动地了,就把地租给农场,25亩地一年也有50块大洋的收益。”
有人插话说:“种田的不种田,非要务什么工,难道务工收入比种田还强吗?”
东北人看着他,一幅奇怪的样子,让那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连想“我说错了什么了吗?”同车的另外有东北人也忍不住拉开了话茬子:“当然了!务工收入比种地强过好多!”
他草草算了这么一笔账:“一亩地一年净收益4块,一家正常25亩,年入100元。可是城里一个工人月薪就有15块,省吃俭用总能落个10块以上。我们那儿年底增加一个月工资的过节费,还有过年的路费,算起来,夫妻两个务工的话,一年总有个两百多块,比一大家子种地的收入还多一倍以上。”
此话不虚。算起来,民国初一直到抗战前的二十年间,由于当时以银元计价,全国的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的生活条件比之现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是有充分证据的。
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当时做北大教授,月薪150元;陈独秀更高,为300元,当时的200大洋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四合院。想来如果两位是现代的教授的话,肯定不会兼职搞什么革命。
国宝季羡林大师,北大刚毕业在济南教中学国文,一周十节课还不当班主任,月薪160大洋。因此,人家去德国留学都是自费的,而且一去就十年。没办法,人家工资高啊。换作现在,我们教师拿十年工资去德国都不敢呆十天!
如果说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不能代表基层大众的话,那么用下面这些人的状况也可见一般:当兵的,六块半大洋每月;警察,七块大洋每月;警察局长,40块大洋每月,武汉纺织女工甚至月薪达30多元!
这些钱够干什么?看看《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陈存仁怎么说。
陈存仁毫无忌惮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只有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里还剩5块钱。”
由此可见当时银元的购买力,也说明只要能够在城里务工,改善家庭生活是指日可待。只是,当时也就上海、武汉、青岛、天津、广州等一些大城市才有些像样的工厂,普通城市就没这么好的就业机会了。能进工厂的人毕竟也不多,绝大多数人还是游离在外围,像洗衣工人、佣人、服务员等还勉强算好的,骆驼祥子在帝都拉车,每月最多只有2元,那是活在社会的底层了。
而在东北,这几年的大发展,让城乡人民都有了好机会。像那位东北人所说的双职工家庭是比比皆是,一年400元在这里是常态。刨去吃穿住等用度,好歹也能落个二、三百块,自然要比种地强得多了。要在过去,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就是在关内大部分地区,这种幸福感也是满满的。
所以关外能够吸引很多关内人前往务工、务农也就理所当然了。无数的机会、优厚的条件,使得携家带口去东北碰运气的人群越来越多,直赶上后世深圳特区刚开始那会全国人民下广东的盛举。反正已经穷成这样,不走也是个死,走出去,说不定还真有机会。
平头老百姓是要来解决温饱的,对有学问的人物,来东北可就是实现胸中抱负的地方。沈阳、哈尔滨有全国最先进、门类最齐全的重工业,又舍得花钱投入在研发上,所以有志报国的各界人士都纷纷来这里落户。
至于待遇,完全不用提。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年薪可达600元每元,完全是小康生活水准;中级职员、中学教师、工程师、医生、记者、作家、律师、一般演员等家庭都有上千块的年收入,十足的中产阶级。
从1920年起,沈阳的工业产值已经直逼上海,哈尔滨接近天津,就是长春,也不亚于武汉和青岛。照这样的速度,至多明年,东北三座最重要的城市就将领袖全国。
奉系老百姓对张大帅、包括这位少帅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这也是奉系始终抱团成一体、越来越强大的原因,也是张汉卿敢于在关内叫板一切牛鬼蛇神的基础所在。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活干,就没有心思想些革命什么的事,对于政|府有些强迫性的举措如发行“奉天券”、“粮食券”的忍受能力也就越强。在关内的其它地方,老百姓对于白条不知道接受程度如何,反正在东北,老百姓是慢慢认可了这些白条的。
在大家七嘴八舌中,让原本对闯关东还有一丝顾虑的许多人都安下心来,开始憧憬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原来,别人所说的关外有无数个机会是真的,关外的农民吃饭从来不掺杂粮也是真的,只要想干,人人都有工作也是真的。
有人想起了少帅曾经在天津赈灾时唱过的那首歌,“那里有漫山遍野、大豆高粱”。
在欢乐的气氛中,列车驶过山海关,真正进入了东北的地界。虽然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地理分界线,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这里已经进入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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