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6章 北京政变
一直出工不出力的渤海舰队也张锚待发。据“奉情局”传来的消息,舰队司令温树德已装载约一旅直军,在主力舰队护卫下,准备在北戴河登陆,冲击奉军后路。
张汉卿一方面认为形势已骑虎难下,除了硬扛,别无他法。否则一旦奉军败退,冯玉祥更不敢在直军兵盛之时做此等自取败亡之事,反倒可能逼迫奉军退出关外,错失政治良机。另一方面,他又有些犹豫,担心冯玉祥最终放弃反戈一击的计划,此次大军出关劳而无功。
可是冯玉祥现在完全是待价而沽的作派,哪还有为真理、为正义、为革命、为国家付出的样子?
无怪乎他在正史上是共*党高层私下里的反面的人物,是“伪君子”,是作风有问题的人,至少毛爷爷就在批判彭总时带上他:“人们(林彪)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而刘少奇也以“魏延式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批判彭总。
如此看来,那天在其妻子刘德贞的病房前和自己大谈信奉孙中山的“三皿煮义”并结成反直秘密联盟,只是在投机取巧而已。看不出他外表憨厚,实则只能用老奸巨滑来形容。那么正史上的他投身革命,是不是因为有别的隐情?此事未曾发生,未敢臆测。
唉,忘记他在历史上的绰号“倒戈将军”了!
张汉卿恨得牙痒痒。
“你去联络宝航,让他亲自去找冯的随军牧师,向他晓以利害,要求他马上动手。我给他透个底,50万开拨费、战后山东归他。否则,他就将和吴佩孚一样,是我奉军和人民军的大敌!”张汉卿决定釜底抽薪逼他表态了。
哪怕他是自己的敌人,也比这样暧昧好得多!
宝航就是阎宝航,和冯玉祥都是基督教人士,关系不错。他去传话,份量估计冯玉祥能够掂量出来。
天津、唐山有对奉军而言重要的汽车厂和相当多的工业企业,而秦皇岛更有他未来军事现代化的核心:坦克制造厂、飞机与舰艇培训学校。这个丢不得、也不能被打烂了。为了这个,花去50万不算什么。
当然,至于战后山东的归属问题,如果冯玉祥敢要,他就敢安排张宗昌打得他满地找牙!
接到张汉卿“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冯玉祥有些胆怯了。投机一次可以,但是要让他明确界限,他还真不敢和直系绑在一辆战车上。因为他深知,即使关内奉军不幸被战败了,张作霖仍有充足的力量卷土重来,而人民军同样可以在南方让奉军不至于败得太难看。
奉系的力量允许它失败,但直系败不得!
仗打到这时候,也该表现出对国民党、孙中山的合作意见,否则,等仗打完了,估计也就是那位东北少帅翻脸之时吧?况且人家来说了,50万大洋,即付;山东督理,已下单。
山东现在确实是无主地,原先的代理督军张宗昌在津唐打仗。如果直系败、孙中山入主北京、自己在山东遥相呼应,俨然又是政坛新的力量!他和张之江等人思忖:“此实千载一时之机会,不乘机脱颖而出,一旦山东政权被人拿走,悔之晚矣。”
“我们向沈阳要什么有什么,向保定要什么没什么。”
“谁的力量大,我们就和谁合作!”
不过吴佩孚对他还是有些警惕的,不忘在城郊安排一支军队牵制他,这一下又让他犹豫起来。
张汉卿决定再给他加把火,他判断冯玉祥虽有投机心理,但是其前提为双方势均力敌,他绝不会坐视奉军失败,这样对他不利。如果奉军有主动退却迹象,或可打破冯的坐山观虎斗之念。否则,真如冯之念想,奉军以疲惫之师,遭受重创后如何在与冯系在后继的利益争夺战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
于是张汉卿密电冯玉祥,谓奉军形势危急,如果冯部不作最后之决定,奉军将不得已于明日退出天津,并将与蓟县军队一道退回关外云云。
冯玉祥在京时间尚短,根本不知道天津及京沈线上的热河几地对张汉卿的非凡意义,他接电大吃一惊,这回玩大了!急回电说已部已完成部署,将立即发动政变。
此时吴佩孚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张给冯玉祥一电,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了问题。
冯玉祥虽然已和奉张暗通款曲,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吴佩孚上了前线后,冯是犹豫的。他怕吴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一发动,吴率师回京平乱,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机而动,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是胜利在望;来自日方的,则谓直军不利,前线危急。
当他收到吴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特别是吴佩孚从京城里抽调卫戍部队的举动,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决心“倒戈”。
移后军作前军向北京回师,他要在吴佩孚后方放一把火。11月4日傍晚,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在北京的冯部鹿钟麟、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
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与直系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严断绝交通,迅速占领各部、署衙门。
这次“北京政变”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一举获得成功,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说来也巧,他在上任之初即被点了个《捉放曹》,越怕捉放还是被捉放,看来天意难违。
吴佩孚尚不知后方突变,他率僚属赴西清督战,直军前线士气转旺,奉军攻势曾受阻遏,战局颇有转机。
中午时分,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急匆匆赶来,他拿来两处电报,略带颤音说:“司令,我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内容大同小异,北京城内有了大变故!”
吴佩孚大吃一惊,他接过电报,均言“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等于4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酝酿巨变。”
电报中所列参加政变人士均为直系巨头,包括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孙岳等。看完冈野的电报,他立刻相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冯玉祥并不信任。
当晚,吴佩孚率领高级参谋人员回到总部,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于总司令室,各高级将领均出席。吴以沉痛的态度,宣布北京兵变及总部退却计划,瞬息之间,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
决定前线军事由彭寿莘总负责,停止对奉军的进攻转入全线防御,由吴佩孚亲率主力第3师星夜返回北京平乱。直到这时候,他还以为自己有能力力挽狂澜,准备平乱后再和奉系一决雄雌呢。
午夜,吴吴佩孚自己乘总部专车带了一团卫队约有3000人星夜疾驰回返,他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体,一夜未眠。总司令部列车于凌晨2时离廊坊,到次日上午4时,列车到达通州站外不足10里。遇到了从北京溃败的少量直军,才知道形势已经比他想象得更危急。
原来11月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出席会议的有孙岳、黄郛、王正廷等人。这次会上,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鹿钟麟入城有功,升任师长,并任北京警备司令,驻扎在东单帅府园。
鉴于孙逸仙尚无确切消息、吴佩孚率军攻击杨村等情况,孙岳提出成立摄政内阁。为表示欢迎孙逸仙主政的诚意,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如黄郛,财政总长王正廷(奉系总长潘复等人并未复职,由一批国民党人顶职),跟随孙逸仙来京的国民军系统李书城,李烈钧等。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挟曹锟令吴佩孚很有效,前线直军也知道了城门失火,都无战心,大势已去的吴佩孚不得已宣布停战。
在此之前,西北人民军已攻克郑州防线,挺进新乡,并从此直插直军老巢保定府。
不知道是谁走透了消息,把张汉卿许诺让冯玉祥担任山东督理的权宜之计捅出去了,倒让张宗昌吓了一跳。
战后势必要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他知道自己非奉系核心的地位,先行把山东攫到手里再说,估计老、小张都会不好意思要的罢?所以尽管为抗击直系立下汗马功劳,张宗昌等不及享受胜利果实,借口追击直系残余,不等命令即迅速再度南下,继续回山东当他的草头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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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一方面认为形势已骑虎难下,除了硬扛,别无他法。否则一旦奉军败退,冯玉祥更不敢在直军兵盛之时做此等自取败亡之事,反倒可能逼迫奉军退出关外,错失政治良机。另一方面,他又有些犹豫,担心冯玉祥最终放弃反戈一击的计划,此次大军出关劳而无功。
可是冯玉祥现在完全是待价而沽的作派,哪还有为真理、为正义、为革命、为国家付出的样子?
无怪乎他在正史上是共*党高层私下里的反面的人物,是“伪君子”,是作风有问题的人,至少毛爷爷就在批判彭总时带上他:“人们(林彪)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而刘少奇也以“魏延式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批判彭总。
如此看来,那天在其妻子刘德贞的病房前和自己大谈信奉孙中山的“三皿煮义”并结成反直秘密联盟,只是在投机取巧而已。看不出他外表憨厚,实则只能用老奸巨滑来形容。那么正史上的他投身革命,是不是因为有别的隐情?此事未曾发生,未敢臆测。
唉,忘记他在历史上的绰号“倒戈将军”了!
张汉卿恨得牙痒痒。
“你去联络宝航,让他亲自去找冯的随军牧师,向他晓以利害,要求他马上动手。我给他透个底,50万开拨费、战后山东归他。否则,他就将和吴佩孚一样,是我奉军和人民军的大敌!”张汉卿决定釜底抽薪逼他表态了。
哪怕他是自己的敌人,也比这样暧昧好得多!
宝航就是阎宝航,和冯玉祥都是基督教人士,关系不错。他去传话,份量估计冯玉祥能够掂量出来。
天津、唐山有对奉军而言重要的汽车厂和相当多的工业企业,而秦皇岛更有他未来军事现代化的核心:坦克制造厂、飞机与舰艇培训学校。这个丢不得、也不能被打烂了。为了这个,花去50万不算什么。
当然,至于战后山东的归属问题,如果冯玉祥敢要,他就敢安排张宗昌打得他满地找牙!
接到张汉卿“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冯玉祥有些胆怯了。投机一次可以,但是要让他明确界限,他还真不敢和直系绑在一辆战车上。因为他深知,即使关内奉军不幸被战败了,张作霖仍有充足的力量卷土重来,而人民军同样可以在南方让奉军不至于败得太难看。
奉系的力量允许它失败,但直系败不得!
仗打到这时候,也该表现出对国民党、孙中山的合作意见,否则,等仗打完了,估计也就是那位东北少帅翻脸之时吧?况且人家来说了,50万大洋,即付;山东督理,已下单。
山东现在确实是无主地,原先的代理督军张宗昌在津唐打仗。如果直系败、孙中山入主北京、自己在山东遥相呼应,俨然又是政坛新的力量!他和张之江等人思忖:“此实千载一时之机会,不乘机脱颖而出,一旦山东政权被人拿走,悔之晚矣。”
“我们向沈阳要什么有什么,向保定要什么没什么。”
“谁的力量大,我们就和谁合作!”
不过吴佩孚对他还是有些警惕的,不忘在城郊安排一支军队牵制他,这一下又让他犹豫起来。
张汉卿决定再给他加把火,他判断冯玉祥虽有投机心理,但是其前提为双方势均力敌,他绝不会坐视奉军失败,这样对他不利。如果奉军有主动退却迹象,或可打破冯的坐山观虎斗之念。否则,真如冯之念想,奉军以疲惫之师,遭受重创后如何在与冯系在后继的利益争夺战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
于是张汉卿密电冯玉祥,谓奉军形势危急,如果冯部不作最后之决定,奉军将不得已于明日退出天津,并将与蓟县军队一道退回关外云云。
冯玉祥在京时间尚短,根本不知道天津及京沈线上的热河几地对张汉卿的非凡意义,他接电大吃一惊,这回玩大了!急回电说已部已完成部署,将立即发动政变。
此时吴佩孚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张给冯玉祥一电,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了问题。
冯玉祥虽然已和奉张暗通款曲,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吴佩孚上了前线后,冯是犹豫的。他怕吴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一发动,吴率师回京平乱,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机而动,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是胜利在望;来自日方的,则谓直军不利,前线危急。
当他收到吴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特别是吴佩孚从京城里抽调卫戍部队的举动,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决心“倒戈”。
移后军作前军向北京回师,他要在吴佩孚后方放一把火。11月4日傍晚,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在北京的冯部鹿钟麟、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
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与直系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严断绝交通,迅速占领各部、署衙门。
这次“北京政变”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一举获得成功,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说来也巧,他在上任之初即被点了个《捉放曹》,越怕捉放还是被捉放,看来天意难违。
吴佩孚尚不知后方突变,他率僚属赴西清督战,直军前线士气转旺,奉军攻势曾受阻遏,战局颇有转机。
中午时分,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急匆匆赶来,他拿来两处电报,略带颤音说:“司令,我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内容大同小异,北京城内有了大变故!”
吴佩孚大吃一惊,他接过电报,均言“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等于4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酝酿巨变。”
电报中所列参加政变人士均为直系巨头,包括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孙岳等。看完冈野的电报,他立刻相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冯玉祥并不信任。
当晚,吴佩孚率领高级参谋人员回到总部,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于总司令室,各高级将领均出席。吴以沉痛的态度,宣布北京兵变及总部退却计划,瞬息之间,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
决定前线军事由彭寿莘总负责,停止对奉军的进攻转入全线防御,由吴佩孚亲率主力第3师星夜返回北京平乱。直到这时候,他还以为自己有能力力挽狂澜,准备平乱后再和奉系一决雄雌呢。
午夜,吴吴佩孚自己乘总部专车带了一团卫队约有3000人星夜疾驰回返,他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体,一夜未眠。总司令部列车于凌晨2时离廊坊,到次日上午4时,列车到达通州站外不足10里。遇到了从北京溃败的少量直军,才知道形势已经比他想象得更危急。
原来11月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出席会议的有孙岳、黄郛、王正廷等人。这次会上,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鹿钟麟入城有功,升任师长,并任北京警备司令,驻扎在东单帅府园。
鉴于孙逸仙尚无确切消息、吴佩孚率军攻击杨村等情况,孙岳提出成立摄政内阁。为表示欢迎孙逸仙主政的诚意,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如黄郛,财政总长王正廷(奉系总长潘复等人并未复职,由一批国民党人顶职),跟随孙逸仙来京的国民军系统李书城,李烈钧等。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挟曹锟令吴佩孚很有效,前线直军也知道了城门失火,都无战心,大势已去的吴佩孚不得已宣布停战。
在此之前,西北人民军已攻克郑州防线,挺进新乡,并从此直插直军老巢保定府。
不知道是谁走透了消息,把张汉卿许诺让冯玉祥担任山东督理的权宜之计捅出去了,倒让张宗昌吓了一跳。
战后势必要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他知道自己非奉系核心的地位,先行把山东攫到手里再说,估计老、小张都会不好意思要的罢?所以尽管为抗击直系立下汗马功劳,张宗昌等不及享受胜利果实,借口追击直系残余,不等命令即迅速再度南下,继续回山东当他的草头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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