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谁在敲门
别来打扰我,别敲门,也别写信。
——威廉姆·巴勒斯
人在敲门,唱机里正在放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音量很响,但我还是听见了敲门声。天天看看我,“是谁啊?”“不会是马当娜吧。”我说,我们俩没有很多朋友,这是我们的致命弱点,但也是可爱的优点。
我走到门边,从猫耳眼里一瞧,果然是个陌生人。我把门开了一条缝儿,问他找谁。“如果您有兴趣有时间的话,我愿意向您介绍我们公司新开发的吸尘器。”他的脸上浮上热情洋溢的微笑,用手摸一摸喉结下的领带,仿佛只要我说“愿意”他就会即刻发表一通不会令我失望的演讲。
“这个……”我不知如何是好,粗鲁地打发一个不算难看也不算危险的男人可能是需要厚脸皮的,他能把一身廉价的西服穿得这般整洁干净,就更能说明这个男人的健康人格。不能粗鲁地打击这种自尊。而且我也没事可做。
天天吃惊地看着我把陌生男人领进来,男人落落大方地掏出一张名片给他,打开随身带着的大包,取出一个锃亮的吸尘器,“他要干什么?”天天低声问我。
“让他试试吧,我不好意思回绝。”我低声回答。
“如果试了又不买,更不好意思。”
“可他已经在试了。”我言不由衷地说。
这还是我住到这公寓后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形,这城市的上门直销浪潮在90年代初作为商品经济新气象盛行一时后,到现在己渐渐平息了。今天这事纯属偶然。
陌生男人大力弯腰,手持吸尘器在地毯上一遍遍地清扫,吸尘器发出不轻的噪音。天天躲到另一个房间去了,“这机器吸附性特别强,甚至可以吸出地毯上的螨虫。”男人大声说。
我吓了一跳,“螨虫?”
他干完后把一堆脏物倒在一张报纸上,我不敢细看,怕发现有虫子在蠕动。“多少钱?”我问。
“3500元。”他说。
这远远超过我的心理价位,我承认我对商品价格常识的无知。“但物有所值,等你们添了小孩,这机器的作用就更明显了。它有助于保持家庭卫生。”我沉下了脸,他居然提到“小孩”。“对不起,我们不想买。”
“可以打八折的,”他坚持不懈,“一年保修,我们是正规的大公司。”
“谢谢,耽误你时间了。”我把门打开,他面不改色地收拾好东西,稳步走出门外,然后一回头,“您有我电话,如果改变主意,可以跟我联系。”
“CoCo,你什么都想试,总是给自己惹麻烦。”天天说。
“什么麻烦?至少他清理了一下地毯。”我吐了一口气,在书桌前坐下来。天天说我“什么都想试”,真不知道他指什么。
敲门声又响起来,我一把拉开门,这次是隔壁的邻居胖阿婆,她手里是一叠积留在楼下信箱里的水电煤电话账单,还有两封信。我记起来我们的信箱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去查看了,反正也没上锁。我向胖阿婆道了谢,她笑呵呵地走了。
这儿的街坊邻居都有种老上海人特有的热心肠。他们似乎都没什么钱,下了岗的主妇精打细算着安排日常生活,厨房的窗外挂着风干的小鱼,腌制的萝卜,不时有煤饼炉子的烟飘过来,穿绿色校服挂红领中的小孩子们玩着永不过时的枪战游戏。而老人们围在小公园的一角下象棋,打“大怪路子”,风不时吹起他们雪白的胡子。日夜交替的时光就在丑陋的工房和破败的马路上空无声无息飞过了,而对于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上海人来说,这种街区是他们最熟悉的带着种怀旧气息,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则是被排斥的,终将被取代的地方,是毫无希望的下只角,然而在这地方住久了,就能感受到一种朴素的气质,暗暗持续的活力。
那两封信其中之一是从西班牙来的,我把信递给天天,“是你妈来的信。”他正躺在床上,我把信丢在他手边,他拆开来,看了几行说,“她要结婚了……另外还提到了你。”
我好奇地凑过去,“我可以看吗?”他点点头,我跳上床,他从背后抱住我,双手把信纸举到我面前。
“我的儿子,最近怎么样?上一封信你提到你现在和一个女孩子住在一起,你没有仔细说一说她(你的信总是那么简单,让我失望),但我猜想你很爱她,我了解你,你不会随随便便地接近一个人。那样很好吧,你终于有个人做伴了。
……下个月的1号我要结婚了,当然是胡安,我们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了,相信可以默契地长相厮守下去。这边的中餐馆依旧那么好,令人想不到的,我们正在考虑近期来上海开一家餐馆,那将是一家正宗的西班牙餐馆。我盼望和你相见的那一天。虽然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来西班牙,你对我似乎从不信任,某种不好的东西一直阻隔着我们,但时间过得那么快,10年过去了,你也已经长大了,不管怎样,你是我最心爱的儿子。”
“这么说,你和你母亲可以见面了。”我放下信,“10年里她居然一直没来上海看你,你也没去她那儿看她,真够奇怪的。”我看看他,他脸色不太好。“所以我不能想象你们母子见面会是怎么样的情形。”
“我不希望她来上海。”天天说着,身体向后一仰,倒在厚厚的枕头上。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空无一物的白色,可以引诱人坠入无尽的虚空里去。“母亲”这个称呼在天天曾经告诉过我的那个故事里变得蹊跷难辨,分明还带着他父亲意外死亡事件所烙上的阴影。
“我以前的妈妈长得像仙女,头发长长的,说话很温柔,身上总是有一股香气,手指很软很白,会织各种漂亮毛衣……这是我在10年前见到她的样子。后来,她也寄过一些照片给我,我都扔了。”天天眼睛对着天花板说。
“她现在是什么样子呢?”我对那个远在西班牙的女人充满了好奇。
“我不认识照片上的人。”他在床上转了个身,背对着我。一种厌烦的情绪影响了他。他宁可用寄信或寄卡片的方式与她联系,不能想象有朝一日她会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那样不行,如果那样,他的某种受控着的精神防线就完蛋了,世上有千万对母子,像他们这样的不多,有一道关横在他们之间,本能的血缘之亲和温情克服不了那种猜忌,爱恨交织的这一场战争会一直延续到无法预知的故事尾声。
另一封信则是由马克寄给我的,信封里装了两张请柬和他的简短附言,“那次派对上你给我很深的印象,希望可以再次见到你。”
我对天天扬了扬请柬,“去看画展吧,那个德国人马克果然不食言。”
“我不去,你一个人去吧。”天天闭上眼睛,看上去并不高兴。
“咦,你一向很喜欢看展览的。”我置疑道。这是实情,他经常背着相机去看各类艺术展,画展、影展、书展、雕塑展、家具展、书法展、花展、汽车展,以及各种工业器械展,在一大堆令人吃惊的作品中流连忘返,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展览参观狂。那是他窥视外部世界真面目的窗口,按精神分析师吴大维的说法,一个幽闭症患者又往往是一个偷窥爱好者。
“我不想去。”天天突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眼睛,用一种抑制不住的讥讽说,“那个德国人总是对着别人的女朋友献殷勤吗?”
“哦,你这么认为吗?”我反唇相讥,这种情形真是少有,天天的眼睛一多疑就变得像蜗牛一样冰冷,让人不适,眼白多眼黑少。而我还报以粗鲁的态度可能缘于内心的虚弱,仿佛身上的某处暗疮让敏感的天天一下搔到了。
天天紧闭上嘴,一语不发地走进另一个房间。他的背影仿佛对我说,“别拿我当傻瓜看待,你们跳了一夜的贴面舞,接下来他又跟着我们走进过这房间。”我也闭上了嘴,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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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巴勒斯
人在敲门,唱机里正在放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音量很响,但我还是听见了敲门声。天天看看我,“是谁啊?”“不会是马当娜吧。”我说,我们俩没有很多朋友,这是我们的致命弱点,但也是可爱的优点。
我走到门边,从猫耳眼里一瞧,果然是个陌生人。我把门开了一条缝儿,问他找谁。“如果您有兴趣有时间的话,我愿意向您介绍我们公司新开发的吸尘器。”他的脸上浮上热情洋溢的微笑,用手摸一摸喉结下的领带,仿佛只要我说“愿意”他就会即刻发表一通不会令我失望的演讲。
“这个……”我不知如何是好,粗鲁地打发一个不算难看也不算危险的男人可能是需要厚脸皮的,他能把一身廉价的西服穿得这般整洁干净,就更能说明这个男人的健康人格。不能粗鲁地打击这种自尊。而且我也没事可做。
天天吃惊地看着我把陌生男人领进来,男人落落大方地掏出一张名片给他,打开随身带着的大包,取出一个锃亮的吸尘器,“他要干什么?”天天低声问我。
“让他试试吧,我不好意思回绝。”我低声回答。
“如果试了又不买,更不好意思。”
“可他已经在试了。”我言不由衷地说。
这还是我住到这公寓后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形,这城市的上门直销浪潮在90年代初作为商品经济新气象盛行一时后,到现在己渐渐平息了。今天这事纯属偶然。
陌生男人大力弯腰,手持吸尘器在地毯上一遍遍地清扫,吸尘器发出不轻的噪音。天天躲到另一个房间去了,“这机器吸附性特别强,甚至可以吸出地毯上的螨虫。”男人大声说。
我吓了一跳,“螨虫?”
他干完后把一堆脏物倒在一张报纸上,我不敢细看,怕发现有虫子在蠕动。“多少钱?”我问。
“3500元。”他说。
这远远超过我的心理价位,我承认我对商品价格常识的无知。“但物有所值,等你们添了小孩,这机器的作用就更明显了。它有助于保持家庭卫生。”我沉下了脸,他居然提到“小孩”。“对不起,我们不想买。”
“可以打八折的,”他坚持不懈,“一年保修,我们是正规的大公司。”
“谢谢,耽误你时间了。”我把门打开,他面不改色地收拾好东西,稳步走出门外,然后一回头,“您有我电话,如果改变主意,可以跟我联系。”
“CoCo,你什么都想试,总是给自己惹麻烦。”天天说。
“什么麻烦?至少他清理了一下地毯。”我吐了一口气,在书桌前坐下来。天天说我“什么都想试”,真不知道他指什么。
敲门声又响起来,我一把拉开门,这次是隔壁的邻居胖阿婆,她手里是一叠积留在楼下信箱里的水电煤电话账单,还有两封信。我记起来我们的信箱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去查看了,反正也没上锁。我向胖阿婆道了谢,她笑呵呵地走了。
这儿的街坊邻居都有种老上海人特有的热心肠。他们似乎都没什么钱,下了岗的主妇精打细算着安排日常生活,厨房的窗外挂着风干的小鱼,腌制的萝卜,不时有煤饼炉子的烟飘过来,穿绿色校服挂红领中的小孩子们玩着永不过时的枪战游戏。而老人们围在小公园的一角下象棋,打“大怪路子”,风不时吹起他们雪白的胡子。日夜交替的时光就在丑陋的工房和破败的马路上空无声无息飞过了,而对于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上海人来说,这种街区是他们最熟悉的带着种怀旧气息,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则是被排斥的,终将被取代的地方,是毫无希望的下只角,然而在这地方住久了,就能感受到一种朴素的气质,暗暗持续的活力。
那两封信其中之一是从西班牙来的,我把信递给天天,“是你妈来的信。”他正躺在床上,我把信丢在他手边,他拆开来,看了几行说,“她要结婚了……另外还提到了你。”
我好奇地凑过去,“我可以看吗?”他点点头,我跳上床,他从背后抱住我,双手把信纸举到我面前。
“我的儿子,最近怎么样?上一封信你提到你现在和一个女孩子住在一起,你没有仔细说一说她(你的信总是那么简单,让我失望),但我猜想你很爱她,我了解你,你不会随随便便地接近一个人。那样很好吧,你终于有个人做伴了。
……下个月的1号我要结婚了,当然是胡安,我们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了,相信可以默契地长相厮守下去。这边的中餐馆依旧那么好,令人想不到的,我们正在考虑近期来上海开一家餐馆,那将是一家正宗的西班牙餐馆。我盼望和你相见的那一天。虽然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来西班牙,你对我似乎从不信任,某种不好的东西一直阻隔着我们,但时间过得那么快,10年过去了,你也已经长大了,不管怎样,你是我最心爱的儿子。”
“这么说,你和你母亲可以见面了。”我放下信,“10年里她居然一直没来上海看你,你也没去她那儿看她,真够奇怪的。”我看看他,他脸色不太好。“所以我不能想象你们母子见面会是怎么样的情形。”
“我不希望她来上海。”天天说着,身体向后一仰,倒在厚厚的枕头上。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空无一物的白色,可以引诱人坠入无尽的虚空里去。“母亲”这个称呼在天天曾经告诉过我的那个故事里变得蹊跷难辨,分明还带着他父亲意外死亡事件所烙上的阴影。
“我以前的妈妈长得像仙女,头发长长的,说话很温柔,身上总是有一股香气,手指很软很白,会织各种漂亮毛衣……这是我在10年前见到她的样子。后来,她也寄过一些照片给我,我都扔了。”天天眼睛对着天花板说。
“她现在是什么样子呢?”我对那个远在西班牙的女人充满了好奇。
“我不认识照片上的人。”他在床上转了个身,背对着我。一种厌烦的情绪影响了他。他宁可用寄信或寄卡片的方式与她联系,不能想象有朝一日她会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那样不行,如果那样,他的某种受控着的精神防线就完蛋了,世上有千万对母子,像他们这样的不多,有一道关横在他们之间,本能的血缘之亲和温情克服不了那种猜忌,爱恨交织的这一场战争会一直延续到无法预知的故事尾声。
另一封信则是由马克寄给我的,信封里装了两张请柬和他的简短附言,“那次派对上你给我很深的印象,希望可以再次见到你。”
我对天天扬了扬请柬,“去看画展吧,那个德国人马克果然不食言。”
“我不去,你一个人去吧。”天天闭上眼睛,看上去并不高兴。
“咦,你一向很喜欢看展览的。”我置疑道。这是实情,他经常背着相机去看各类艺术展,画展、影展、书展、雕塑展、家具展、书法展、花展、汽车展,以及各种工业器械展,在一大堆令人吃惊的作品中流连忘返,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展览参观狂。那是他窥视外部世界真面目的窗口,按精神分析师吴大维的说法,一个幽闭症患者又往往是一个偷窥爱好者。
“我不想去。”天天突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眼睛,用一种抑制不住的讥讽说,“那个德国人总是对着别人的女朋友献殷勤吗?”
“哦,你这么认为吗?”我反唇相讥,这种情形真是少有,天天的眼睛一多疑就变得像蜗牛一样冰冷,让人不适,眼白多眼黑少。而我还报以粗鲁的态度可能缘于内心的虚弱,仿佛身上的某处暗疮让敏感的天天一下搔到了。
天天紧闭上嘴,一语不发地走进另一个房间。他的背影仿佛对我说,“别拿我当傻瓜看待,你们跳了一夜的贴面舞,接下来他又跟着我们走进过这房间。”我也闭上了嘴,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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