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8章 醒悟
孙恺一句‘锦囊妙计’玩笑话,却在赵昺心中引发了一串涟漪,让他陷入沉思。先说这‘锦囊’以自己所知在古代指挥作战中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也并非诸葛亮所独创,起码其同时代的曹操就用过。其时孙权率军进攻合肥。而之前曹操出征张鲁时,就派人送函到合肥,并写着“贼至乃发”。于是守将张辽等人打开曹操之函,结果里面写到“孙权至,张辽、李典出战,乐进守城。”众将依照行事,真的大败孙权。
从军事学角度上说,所谓“锦囊妙计”其实就是各种作战预案,而随着参谋体系的越发健全,作战预案也就越来越多了,直到现代更是如此。那么,古代的“锦囊妙计”或者说作战预案真的如《三国演义》里那么好用吗?
以赵昺来看,却未必。首先,用“锦囊计”精确控制每一步作战行动是不可能的。指挥作战要尽可能及时、充分、精准地掌握前线信息,而古代战场获取情报的手段非常少,除了逐级上报外,其余全部依靠斥候,也就是侦察兵。侦察兵的速度十分有限,一旦战场距离拉的比较开,侦察兵就无法第一时间送回情报。
东西魏河桥之战,西魏丞相宇文泰率主力与东魏主力决战,双方战阵沿邙山和黄河一线摆开,东西相距大概有一二十里。西魏诸阵之间斥候来往不便,信息报送出现了严重的延时。西魏军左、中、右三军无法掌握友军的战况,以至于当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左军主将竟误以为中军已败而撤退,由此引发西魏全军总崩溃。主帅亲自置身一线,尚且不能确保准确掌握情况,更不要说主帅远离前线时了。
贞观四年唐军灭突厥之战,名将李靖一边轻兵疾进,一边沿路擒捉突厥斥候,大军到达阴山时,“遇其(突厥)斥候千余帐,皆俘以随军。”这一举措,使得颉利可汗完全丧失对前线的控制,以至于李靖大军进至可汗牙帐十五里,颉利才惊觉敌至。这也说明,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所有斥候都无法提供准确情报。但关键时刻斥候屡屡不可靠,也让统帅不敢任性地给一线将领下精准命令。万一掌握的情况不准,岂不是害了前线军队?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便是这样的统帅。他身为皇帝却指挥打仗,而且动辄预制方略遥控指挥,命令诸将严格依计行事,有些命令甚至具体到每一处城池如何进攻。数次元嘉北伐中,将帅们对文帝的“锦囊妙计”都头痛不已,但又不敢不依令行事。宋军与魏军作战屡屡失败,文帝的瞎指挥难辞其咎。
其次,《三国演义》中那种“锦囊计”未必真管用。《三国演义》描写的锦囊计,大多用于出奇制胜那种。实战中出奇制胜的招数到底有没有用,是在两可之间的。如果敌我双方在战役层面胜负之数已定,战术层面再多的奇思妙想,也不足以变不利为有利。
北周武帝灭齐之战时,也玩过一出“锦囊计”。北周军夺取北齐重镇晋州后,第一阶段作战结束,武帝考虑到诸军疲累,诏令主力退回关中暂作休整,而以大将梁士彦留守晋州。临退前周武帝以计授之,说北齐肯定会以重兵反攻晋州,到时梁士彦一定要凭城坚守,以消耗北齐军有生力量。
后来北齐果如武帝所料,以十余万大军围攻晋州城。然而武帝预料的消耗敌军有生力量的局面没有出现,反而是梁士彦几乎顶不住北齐进攻,差点丢了晋州。危急关头,武帝不得不放弃既定的“妙计”,急调主力驰援才勉强稳住局面。武帝之所以差点玩脱,正是因为错误地估计了战场形势,制定的战术措施期望值过高。
最后,真实的“锦囊计”只可能出现在战略战役层面。以两个最著名的锦囊计为例分析一下。例如合肥之战的曹操之函,与《三国演义》式的锦囊颇为相似。然而细观逍遥津之战的形势,曹操与张辽诸将在战前已取得战役层面的共识,即凭城坚守、先机制敌。
从张辽、李典、乐进等人拆函后的反应来看,曹操的命令并没有超出他们的预期。从这个角度看,曹操之所以远隔万里地送来这么一个无关痛痒的“锦囊”,主要目的不过是敉平张辽、李典诸人的矛盾,并再次强化统帅和前线将帅之间的战役共识。
而东晋义晋八年,太尉刘裕遣兵平蜀,也曾向前线大将发过一个密函。由于五年前晋军进攻蜀地遭遇了失败,故而东晋高层围绕进兵路线有过争论。可选路线有三,第一条从垫江沿内水北进路途最近,但此道五年前晋军由此进攻被蜀军击败;第二条从安乐沿中水北进路线适中,第三条从犍为沿外水北进最为迂远。刘裕预先定议,主力迂回外水,疑兵各出内水和中水以作牵制。
但刘裕又怕消息透露出去,蜀军会提前戒备,于是故布疑阵,给征蜀统帅朱龄石一个密函,内藏进军路线的最终版,函边题书“至白帝乃开”。晋军诸军不知到底如何进兵,蜀军也无法有针对性地防守,于是只好重点戒备内水方向。朱龄石到达白帝城拆书一看,原来刘裕仍然命令从外水进攻,诸军如法进兵,最终取得胜利。从本质上看,刘裕“锦囊”的实质不过是个烟幕弹而已……
“我是关心则乱啊!”赵昺意识到自己参与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其实不止是干涉指挥之嫌,且这种做法是有害无利,也正如前世皇后吴曦所言自己是摆不正身份。
想想自己不在是固守琼州一隅的时候了,那时自己只有一府之地,不足百万人口。说是皇帝,其实做的也就是一个知府的工作,腆着肚子往大里说也不过是一个割据一地的小军阀。自己事事过问,甚至‘亲征’也说的过去,可当下自己已经占据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区域,管理着数千万的人口,谦虚的说也能算上个皇帝了。
不过他依然延续了此前的管理方式,大事小情还都想一一过问。如此辛苦说好听点儿是事必躬亲,难听点儿就是不想放权,欲做一个独裁者。如此不仅让赵昺觉得自己很累、很烦,也时常感到力有不逮。太后也曾劝过他将些事情交给底下人去做,皇后甚至还给他开了‘批判会’,不过他嘴上虽然答应了,但是心中却是不服,依然如故。
直到刚才孙恺一句无心的玩笑让赵昺忽然醒悟。明白“锦囊”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东西,最终能够发挥作用,与战略战役层面的正确预判是分不开的,事实上都发挥了未战而先算胜败的作用。但是在古代条件下,这种预判都是粗略的、方向性的、战役层面的,并不涉及具体作战行动的安排,才起到了正面作用。
而那种事无巨细全部指挥的“锦囊计”其实已经超越了现下的技术能力,属于不懂军事的人的脑洞了。明智的统帅或将军,一般不会对一线作战做太多干扰,却是制定大方向后,授权前线将领临机指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是这正是历代帝王亲身经验的体现。
同理,处理政务也是一样,各地政情、民情都有不同,而远在百里、千里、万里之外的赵昺自然不能完全了解每一个事件的细节,并能有针对性的做出处理方案,他若是仅凭自己过往的经验去处理,也许有效,也许就会适得其反。而地方官却是不同,他们能够直面事件,并能了解事件始末,从而根据事件的演化及时做出妥善处置。
赵昺意识到自己工作方法有误后也是冷汗直流,如果再这么下去,自己就也走上了当年大将出征,皇帝授予‘阵图’的瞎指挥老路上了。于是他断然退出了会议,改由韩振主持会议,但内容也只是涉及战略方向和方针,针对可能出现的战略问题制定相应预案。至于具体的作战计划,赵昺则授权赵孟锦去制定和执行,战术问题下放到军、师,他只要结果。
江东作战会议也随之很快结束,在授予兵符之后,众将各归驻地紧锣密鼓的展开。而赵昺很快就对自己此前的决定大呼幸运。在西征之战中,他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定,但同时也授予了文天祥‘机宜’之权,可以对作战计划进行调整和改变,而不需层层请示,导致贻误战机。
进军川蜀面临的第一关就是冲破三峡天险。长江三峡处于长江中、下游交接之地,东出有长江水道,顺流可到荆州平原、江汉平原及江南大地。东北部有巫、巴山脉环绕。西部有川江、嘉陵江之险,以及成都平原之富。北部有汉中,能通中原,进关中。同时由于山高水险、河谷幽深、关隘丛生,三峡又具备与外界阻隔、封闭的条件,为历代兵家据险而守、破险而攻的必争之地。
三峡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的总称。它西起它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迄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跨奉节、巫山、巴东、秭归、宜昌五县市,全长约四百里。这里山势雄奇险峻,江流奔腾湍急,峡区礁滩接踵,夹岸峰插云天,是闻名遐迩的游览胜地。自古就有“瞿塘雄,巫峡秀,西陵险”的说法。
三峡区域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一区域通常采用水战和山地战的战争模式,决定了其区域内通常使用舟船、弓弩、浮桥、堡寨、关隘等天然武器和工事,也决定了三峡区域的占有者的战略格局只能是防御为主。而要在三峡区域进行的进攻性战役,就是摧毁三峡的军事防御工事,冲破三峡天险。
三峡既然军事地位突出,那么必然也会设防,历代在峡谷两岸修建了诸多的堡寨,并在险要之处筑城,布置重兵防守。不过在蒙元先后平定川蜀和江南后,这些军事堡寨便丧失了其军事价值,且蒙元不擅攻坚,又担心有抵抗者利用这些堡寨形成割据,便拆的拆、废的废,只保留少部分作为驿站使用。
蒙元自废武功对于大宋西征来说可以算是件幸事,但是在大宋收复江南,尤其是攻取峡口外的夷陵、江陵等城池后,蒙元也意识到宋军有可能会溯江而上征伐川蜀。于是试图恢复峡谷中的军事堡寨,但是拆起来容易,重建却难了,所以只能采用重点防守的策略,利用峡谷中的关隘阻敌西进。
三峡的第一个峡叫瞿塘峡,又叫夔峡。长江到了这里骤然变狭,最窄的地方只有三十余丈。两岸峭崖壁立,山势险峻,滚滚江水倾入峡谷,浪涛翻卷,奔腾咆哮。峡口称夔门,素有“夔门天下雄”之谓,意思是说,天下最雄伟的地方莫过于夔门了,却也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江水川急。而瞿塘峡全长只有十数里,若是顺利而下,人在船上也就是抽两支烟的工夫,就经过了,而溯流而上最快也需要数天的功夫。
我们熟知的刘备托孤的白帝城就建在瞿塘峡口,此处地势险要,难攻易守,蒙元再次重修城垒,屯驻重兵。而这里绝非一城,而是一整套防御设施,兵寨群利用险峻山势,依山傍石修建,自成一体。每座兵寨犹如一座城堡,寨前有寨门,寨下有多层兵道、战壕,寨上有寨门,寨内有石房,寨周有射击孔、瞭望孔、箭楼、通道。寨与寨之间以点带线,有兵道相联,有瞭望孔互相联络,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而船行此处,速度缓慢,夹江的堡寨便可万箭齐发,以滚木礌石狙击过江船只,甚至可以在上游释放火船,巨筏摧毁整个船队,可要想攻取却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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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学角度上说,所谓“锦囊妙计”其实就是各种作战预案,而随着参谋体系的越发健全,作战预案也就越来越多了,直到现代更是如此。那么,古代的“锦囊妙计”或者说作战预案真的如《三国演义》里那么好用吗?
以赵昺来看,却未必。首先,用“锦囊计”精确控制每一步作战行动是不可能的。指挥作战要尽可能及时、充分、精准地掌握前线信息,而古代战场获取情报的手段非常少,除了逐级上报外,其余全部依靠斥候,也就是侦察兵。侦察兵的速度十分有限,一旦战场距离拉的比较开,侦察兵就无法第一时间送回情报。
东西魏河桥之战,西魏丞相宇文泰率主力与东魏主力决战,双方战阵沿邙山和黄河一线摆开,东西相距大概有一二十里。西魏诸阵之间斥候来往不便,信息报送出现了严重的延时。西魏军左、中、右三军无法掌握友军的战况,以至于当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左军主将竟误以为中军已败而撤退,由此引发西魏全军总崩溃。主帅亲自置身一线,尚且不能确保准确掌握情况,更不要说主帅远离前线时了。
贞观四年唐军灭突厥之战,名将李靖一边轻兵疾进,一边沿路擒捉突厥斥候,大军到达阴山时,“遇其(突厥)斥候千余帐,皆俘以随军。”这一举措,使得颉利可汗完全丧失对前线的控制,以至于李靖大军进至可汗牙帐十五里,颉利才惊觉敌至。这也说明,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所有斥候都无法提供准确情报。但关键时刻斥候屡屡不可靠,也让统帅不敢任性地给一线将领下精准命令。万一掌握的情况不准,岂不是害了前线军队?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便是这样的统帅。他身为皇帝却指挥打仗,而且动辄预制方略遥控指挥,命令诸将严格依计行事,有些命令甚至具体到每一处城池如何进攻。数次元嘉北伐中,将帅们对文帝的“锦囊妙计”都头痛不已,但又不敢不依令行事。宋军与魏军作战屡屡失败,文帝的瞎指挥难辞其咎。
其次,《三国演义》中那种“锦囊计”未必真管用。《三国演义》描写的锦囊计,大多用于出奇制胜那种。实战中出奇制胜的招数到底有没有用,是在两可之间的。如果敌我双方在战役层面胜负之数已定,战术层面再多的奇思妙想,也不足以变不利为有利。
北周武帝灭齐之战时,也玩过一出“锦囊计”。北周军夺取北齐重镇晋州后,第一阶段作战结束,武帝考虑到诸军疲累,诏令主力退回关中暂作休整,而以大将梁士彦留守晋州。临退前周武帝以计授之,说北齐肯定会以重兵反攻晋州,到时梁士彦一定要凭城坚守,以消耗北齐军有生力量。
后来北齐果如武帝所料,以十余万大军围攻晋州城。然而武帝预料的消耗敌军有生力量的局面没有出现,反而是梁士彦几乎顶不住北齐进攻,差点丢了晋州。危急关头,武帝不得不放弃既定的“妙计”,急调主力驰援才勉强稳住局面。武帝之所以差点玩脱,正是因为错误地估计了战场形势,制定的战术措施期望值过高。
最后,真实的“锦囊计”只可能出现在战略战役层面。以两个最著名的锦囊计为例分析一下。例如合肥之战的曹操之函,与《三国演义》式的锦囊颇为相似。然而细观逍遥津之战的形势,曹操与张辽诸将在战前已取得战役层面的共识,即凭城坚守、先机制敌。
从张辽、李典、乐进等人拆函后的反应来看,曹操的命令并没有超出他们的预期。从这个角度看,曹操之所以远隔万里地送来这么一个无关痛痒的“锦囊”,主要目的不过是敉平张辽、李典诸人的矛盾,并再次强化统帅和前线将帅之间的战役共识。
而东晋义晋八年,太尉刘裕遣兵平蜀,也曾向前线大将发过一个密函。由于五年前晋军进攻蜀地遭遇了失败,故而东晋高层围绕进兵路线有过争论。可选路线有三,第一条从垫江沿内水北进路途最近,但此道五年前晋军由此进攻被蜀军击败;第二条从安乐沿中水北进路线适中,第三条从犍为沿外水北进最为迂远。刘裕预先定议,主力迂回外水,疑兵各出内水和中水以作牵制。
但刘裕又怕消息透露出去,蜀军会提前戒备,于是故布疑阵,给征蜀统帅朱龄石一个密函,内藏进军路线的最终版,函边题书“至白帝乃开”。晋军诸军不知到底如何进兵,蜀军也无法有针对性地防守,于是只好重点戒备内水方向。朱龄石到达白帝城拆书一看,原来刘裕仍然命令从外水进攻,诸军如法进兵,最终取得胜利。从本质上看,刘裕“锦囊”的实质不过是个烟幕弹而已……
“我是关心则乱啊!”赵昺意识到自己参与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其实不止是干涉指挥之嫌,且这种做法是有害无利,也正如前世皇后吴曦所言自己是摆不正身份。
想想自己不在是固守琼州一隅的时候了,那时自己只有一府之地,不足百万人口。说是皇帝,其实做的也就是一个知府的工作,腆着肚子往大里说也不过是一个割据一地的小军阀。自己事事过问,甚至‘亲征’也说的过去,可当下自己已经占据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区域,管理着数千万的人口,谦虚的说也能算上个皇帝了。
不过他依然延续了此前的管理方式,大事小情还都想一一过问。如此辛苦说好听点儿是事必躬亲,难听点儿就是不想放权,欲做一个独裁者。如此不仅让赵昺觉得自己很累、很烦,也时常感到力有不逮。太后也曾劝过他将些事情交给底下人去做,皇后甚至还给他开了‘批判会’,不过他嘴上虽然答应了,但是心中却是不服,依然如故。
直到刚才孙恺一句无心的玩笑让赵昺忽然醒悟。明白“锦囊”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东西,最终能够发挥作用,与战略战役层面的正确预判是分不开的,事实上都发挥了未战而先算胜败的作用。但是在古代条件下,这种预判都是粗略的、方向性的、战役层面的,并不涉及具体作战行动的安排,才起到了正面作用。
而那种事无巨细全部指挥的“锦囊计”其实已经超越了现下的技术能力,属于不懂军事的人的脑洞了。明智的统帅或将军,一般不会对一线作战做太多干扰,却是制定大方向后,授权前线将领临机指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是这正是历代帝王亲身经验的体现。
同理,处理政务也是一样,各地政情、民情都有不同,而远在百里、千里、万里之外的赵昺自然不能完全了解每一个事件的细节,并能有针对性的做出处理方案,他若是仅凭自己过往的经验去处理,也许有效,也许就会适得其反。而地方官却是不同,他们能够直面事件,并能了解事件始末,从而根据事件的演化及时做出妥善处置。
赵昺意识到自己工作方法有误后也是冷汗直流,如果再这么下去,自己就也走上了当年大将出征,皇帝授予‘阵图’的瞎指挥老路上了。于是他断然退出了会议,改由韩振主持会议,但内容也只是涉及战略方向和方针,针对可能出现的战略问题制定相应预案。至于具体的作战计划,赵昺则授权赵孟锦去制定和执行,战术问题下放到军、师,他只要结果。
江东作战会议也随之很快结束,在授予兵符之后,众将各归驻地紧锣密鼓的展开。而赵昺很快就对自己此前的决定大呼幸运。在西征之战中,他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定,但同时也授予了文天祥‘机宜’之权,可以对作战计划进行调整和改变,而不需层层请示,导致贻误战机。
进军川蜀面临的第一关就是冲破三峡天险。长江三峡处于长江中、下游交接之地,东出有长江水道,顺流可到荆州平原、江汉平原及江南大地。东北部有巫、巴山脉环绕。西部有川江、嘉陵江之险,以及成都平原之富。北部有汉中,能通中原,进关中。同时由于山高水险、河谷幽深、关隘丛生,三峡又具备与外界阻隔、封闭的条件,为历代兵家据险而守、破险而攻的必争之地。
三峡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的总称。它西起它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迄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跨奉节、巫山、巴东、秭归、宜昌五县市,全长约四百里。这里山势雄奇险峻,江流奔腾湍急,峡区礁滩接踵,夹岸峰插云天,是闻名遐迩的游览胜地。自古就有“瞿塘雄,巫峡秀,西陵险”的说法。
三峡区域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一区域通常采用水战和山地战的战争模式,决定了其区域内通常使用舟船、弓弩、浮桥、堡寨、关隘等天然武器和工事,也决定了三峡区域的占有者的战略格局只能是防御为主。而要在三峡区域进行的进攻性战役,就是摧毁三峡的军事防御工事,冲破三峡天险。
三峡既然军事地位突出,那么必然也会设防,历代在峡谷两岸修建了诸多的堡寨,并在险要之处筑城,布置重兵防守。不过在蒙元先后平定川蜀和江南后,这些军事堡寨便丧失了其军事价值,且蒙元不擅攻坚,又担心有抵抗者利用这些堡寨形成割据,便拆的拆、废的废,只保留少部分作为驿站使用。
蒙元自废武功对于大宋西征来说可以算是件幸事,但是在大宋收复江南,尤其是攻取峡口外的夷陵、江陵等城池后,蒙元也意识到宋军有可能会溯江而上征伐川蜀。于是试图恢复峡谷中的军事堡寨,但是拆起来容易,重建却难了,所以只能采用重点防守的策略,利用峡谷中的关隘阻敌西进。
三峡的第一个峡叫瞿塘峡,又叫夔峡。长江到了这里骤然变狭,最窄的地方只有三十余丈。两岸峭崖壁立,山势险峻,滚滚江水倾入峡谷,浪涛翻卷,奔腾咆哮。峡口称夔门,素有“夔门天下雄”之谓,意思是说,天下最雄伟的地方莫过于夔门了,却也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江水川急。而瞿塘峡全长只有十数里,若是顺利而下,人在船上也就是抽两支烟的工夫,就经过了,而溯流而上最快也需要数天的功夫。
我们熟知的刘备托孤的白帝城就建在瞿塘峡口,此处地势险要,难攻易守,蒙元再次重修城垒,屯驻重兵。而这里绝非一城,而是一整套防御设施,兵寨群利用险峻山势,依山傍石修建,自成一体。每座兵寨犹如一座城堡,寨前有寨门,寨下有多层兵道、战壕,寨上有寨门,寨内有石房,寨周有射击孔、瞭望孔、箭楼、通道。寨与寨之间以点带线,有兵道相联,有瞭望孔互相联络,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而船行此处,速度缓慢,夹江的堡寨便可万箭齐发,以滚木礌石狙击过江船只,甚至可以在上游释放火船,巨筏摧毁整个船队,可要想攻取却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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