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3章 明确告知
蒙元采用新的财政政策,赵昺并不意外,因为这几项措施皆是老调重弹,并没有什么新意,实施国家专卖用以获得稳定的税源,许多朝代,甚至现代依然在采用。而提高专卖税额很多士气也都曾采用过,用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
但是采用大规模提高专卖水的过激的财政政策时,往往都是这个国家遭到了极大的国家困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却也标志这个朝廷已经走向了末路。而产生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因为专卖之物皆是关系到民生,是生活不可或缺之物,提高税额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极易引发民间的反对,导致国家震荡。
而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是征税的。但是这样的税,无论怎样提高,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于是开征算缗钱,开辟新的税源。所谓的缗,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一串一千钱,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两万。算缗则是针对不动产征收的,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车辆征一算,政府规定好,让百姓自己去缴纳。
当然百姓不傻,谁会主动缴纳呢?但官府有招儿,而告缗即告发人们匿财不报。汉武帝则是开启了恶劣手段的先河,他规定如果谁不缴纳,或者少报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告了以后,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分给告发者一半。
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县,专办算缗之事。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产之家,没有漏网的。告人的,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被人告。一时间,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顷。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财产就是那些财产,罗掘一空,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等于透支了国家几十年的收入,后果不言自明。对于国家而言,经济活动乏力,财源枯竭,发展陷入停滞,只能出台更加激烈的政策来收敛钱财,结果就是天怒人怨,而若是内乱之下再有外患,则只有灭亡一途。
‘算缗令’称得上是自取灭亡之道。因而赵昺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众官的窃窃私语,他并没有出言制止,而是任他们议论,希望他们能从中领悟到些什么,意识到决胜并非只有战场。还可以借助经济手段削弱敌方的实力,使敌方财政崩溃,内乱不止,那时再兴兵北伐,效果便是事半功倍。
赵昺却是从中看到的更远,蒙元在汉地恢复宗王出镇的制度,在他看来更是作死。过去蒙元初时在汉地也是实施宗王出镇制度,统管行政和军事事务,但那是战时处于便于作战,却也容易形成地方割据。所以忽必烈在平定江南后很快就将行政权收归行省,军权归于枢密院,出镇汉地的宗王只有监察地方的权利,没有旨意不能干涉地方事务,也是出于此目的。
赵昺想真金现下恢复出镇宗王统管军政的权力,是为了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希望能够借助宗王们的军队抵御宋军的进攻,在形势好转后再行夺权。但是他以为真金是在做梦,当下大元朝已经不是从前的大元朝,真金也不是忽必烈。
忽必烈作为蒙元的开国皇帝,能在众多兄弟中夺得汗位,完成了王朝的大一统,无论魄力,还是智慧,公平的说要比真金强上百倍,使得蒙元无论是在军事和经济上达到了顶峰。手里有兵有钱,外可以遣军征讨四方,内可以用钱摆平草原诸多宗王。
但真金有什么?不过是被汉儒培养出来的一个书呆子,军事上没有建树,政治上没有主见。另外胆子还小,被忽必烈一句话就吓得半死,好悬小命不保。继承汗位后,接下来的也是一个烂摊子,外藩诸王不服,又有与大宋的战争。结果继位不过两年,江南、两淮皆丢了,钱袋子没了,折损兵将数十万,亲信部队基本被打残了。
在中央势衰的情况下恢复旧制,引草原诸王出镇汉地。手里没兵没钱,武力上无法弹压旧宗王及反对势力,没钱也无法笼络诸王和旧汉侯们,那就等于请进来一群狼。朝廷没有钱,只能依靠诸王自筹,那么必然会行政上失控,而军队又是宗王们的部族军,与私兵无异。结果就是朝廷政令不通,诸王各自为政,逐渐形成割据之势,朝廷被架空。
此外,真金此次调整政策,调蒙古宗王进入汉地,又选蒙古精锐入怯薛,将汉人排斥在外。如此必然侵夺过去汉侯们的利益,从而引发他们的不满,又进一步加深蒙汉见的矛盾,导致汉人离心,对基层的控制力减弱。在苛政下,普通百姓也会生怨,两下相加,积怨之下旦有风吹草动就会生变。
待众官的议论平息后,赵昺又对蒙元方面制度的改变进行梳理和解读,由浅到深的分析了政策将产生的后果。众官静听小皇帝的解说,对他入情入理的分析无不赞同,同时也明白了当前结束北伐,止步于汴京之前,看似痛失了收复旧都的机会。
但是在大宋已经取得军事优势,改变了被动防守的态势上,利用蒙元求和之机停战。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既能缓解国内的矛盾,可以让百姓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且又为下一次北伐留有借口,待蒙元生变,就可以再次兴兵吊民伐罪,一举将蒙元赶出中原,远逐于塞北。
整整持续了一天的会议,让众臣理解了赵昺的战略,也不再纠结停止北伐的问题,并在经营两淮,巩固淮北的策略上达成共识。
而晚上,赵昺也没有闲着,又召集各州县主官会谈,就濠州事件为何重处张颂进行解说,让大家明白虽然其在执行朝廷政策上并没有犯原则性错误,但是在操作中却不能对执行中产生的问题进行及时和有效的处置,且对敌对势力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没有对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从而酿成大错,引发百姓恐慌逃亡,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
随后,赵昺又对众人如何掌握朝廷政策的问题上做出明确的解释。对于遗留在两淮的蒙古人要采取较为宽仁的态度,尊重他们本族的习俗和宗教,不能采取强制手段禁止。
在其私财上,对于那些蒙古宗王贵族及附逆的汉人,要坚决予以没收,但是要保留其维持基本生活的财产。而对于普通的蒙古人,可以保留其财产,并按照规定分配土地,享有同样的待遇。
对于不服朝廷管理,谋逆叛乱的蒙古人要坚决镇压,坚持‘首恶必除,胁从不问’的策略,分化瓦解敌对势力,而不是采用不问主次的血腥屠杀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要通过各种手段教化,逐步将他们同化。
对待移民至此的北方汉人,要宣扬同根同族,而进行南北之分,更不准人为的进行分化,在发布文告和日常用语上,也不准用‘归义’、‘归化’这些歧视的字眼,更不允许采取禁止通婚,通商等手段隔离南北汉人之间的交流,从而实现南北汉族的融合。
次日,赵昺又召集在应天府的各部统领以上的将领议事,首先是对前一阶段的得失进行总结,各部主帅首先对自己如何谋划和部署进行讲解,然后由参战各部主将逐个发言,讲述战斗经过及战术的运用,最后大家再分析得失,战略战术的运用,各部协同、配合是否恰当,从而总结出经验。
赵昺作为北伐战略的制定者,并总揽全局,一直在一线指挥,但他并没有擅自插言,更多的是作为一名聆听者来了解每一场战斗的具体情况,并与自己的决策、部署相互印证对照,然后再进行点评。对待指挥中的错误,进行严厉的批评,自己的失误也做出自我批评。而对指挥出色者也不吝赞美。
在总结完毕后,赵昺下旨将经典战例整理成册,分发到各级军官手中,以便大家学习提高指挥水平。而后,他又对下一阶段的军事工作进行部署,在对敌政策及兵力分配进行调整。要切各部不要因为议和与停止北伐而放松警惕,依然要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反击蒙元可能发起新的进攻。
在斋戒的第三日,赵昺依然忙碌,又分别召见官员单独会谈,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细问,或是赞扬、或是训斥、或是告诫。反正觐见出来的官员们个个都是心惊胆颤,他们不知道小皇帝为何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知之甚祥,一举一动皆了如指掌,好像有一只眼睛无时不刻的在盯着他们一般,以致各人无不小心翼翼,哪里还敢再造次,再有越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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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采用大规模提高专卖水的过激的财政政策时,往往都是这个国家遭到了极大的国家困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却也标志这个朝廷已经走向了末路。而产生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因为专卖之物皆是关系到民生,是生活不可或缺之物,提高税额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极易引发民间的反对,导致国家震荡。
而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是征税的。但是这样的税,无论怎样提高,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于是开征算缗钱,开辟新的税源。所谓的缗,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一串一千钱,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两万。算缗则是针对不动产征收的,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车辆征一算,政府规定好,让百姓自己去缴纳。
当然百姓不傻,谁会主动缴纳呢?但官府有招儿,而告缗即告发人们匿财不报。汉武帝则是开启了恶劣手段的先河,他规定如果谁不缴纳,或者少报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告了以后,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分给告发者一半。
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县,专办算缗之事。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产之家,没有漏网的。告人的,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被人告。一时间,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顷。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财产就是那些财产,罗掘一空,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等于透支了国家几十年的收入,后果不言自明。对于国家而言,经济活动乏力,财源枯竭,发展陷入停滞,只能出台更加激烈的政策来收敛钱财,结果就是天怒人怨,而若是内乱之下再有外患,则只有灭亡一途。
‘算缗令’称得上是自取灭亡之道。因而赵昺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众官的窃窃私语,他并没有出言制止,而是任他们议论,希望他们能从中领悟到些什么,意识到决胜并非只有战场。还可以借助经济手段削弱敌方的实力,使敌方财政崩溃,内乱不止,那时再兴兵北伐,效果便是事半功倍。
赵昺却是从中看到的更远,蒙元在汉地恢复宗王出镇的制度,在他看来更是作死。过去蒙元初时在汉地也是实施宗王出镇制度,统管行政和军事事务,但那是战时处于便于作战,却也容易形成地方割据。所以忽必烈在平定江南后很快就将行政权收归行省,军权归于枢密院,出镇汉地的宗王只有监察地方的权利,没有旨意不能干涉地方事务,也是出于此目的。
赵昺想真金现下恢复出镇宗王统管军政的权力,是为了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希望能够借助宗王们的军队抵御宋军的进攻,在形势好转后再行夺权。但是他以为真金是在做梦,当下大元朝已经不是从前的大元朝,真金也不是忽必烈。
忽必烈作为蒙元的开国皇帝,能在众多兄弟中夺得汗位,完成了王朝的大一统,无论魄力,还是智慧,公平的说要比真金强上百倍,使得蒙元无论是在军事和经济上达到了顶峰。手里有兵有钱,外可以遣军征讨四方,内可以用钱摆平草原诸多宗王。
但真金有什么?不过是被汉儒培养出来的一个书呆子,军事上没有建树,政治上没有主见。另外胆子还小,被忽必烈一句话就吓得半死,好悬小命不保。继承汗位后,接下来的也是一个烂摊子,外藩诸王不服,又有与大宋的战争。结果继位不过两年,江南、两淮皆丢了,钱袋子没了,折损兵将数十万,亲信部队基本被打残了。
在中央势衰的情况下恢复旧制,引草原诸王出镇汉地。手里没兵没钱,武力上无法弹压旧宗王及反对势力,没钱也无法笼络诸王和旧汉侯们,那就等于请进来一群狼。朝廷没有钱,只能依靠诸王自筹,那么必然会行政上失控,而军队又是宗王们的部族军,与私兵无异。结果就是朝廷政令不通,诸王各自为政,逐渐形成割据之势,朝廷被架空。
此外,真金此次调整政策,调蒙古宗王进入汉地,又选蒙古精锐入怯薛,将汉人排斥在外。如此必然侵夺过去汉侯们的利益,从而引发他们的不满,又进一步加深蒙汉见的矛盾,导致汉人离心,对基层的控制力减弱。在苛政下,普通百姓也会生怨,两下相加,积怨之下旦有风吹草动就会生变。
待众官的议论平息后,赵昺又对蒙元方面制度的改变进行梳理和解读,由浅到深的分析了政策将产生的后果。众官静听小皇帝的解说,对他入情入理的分析无不赞同,同时也明白了当前结束北伐,止步于汴京之前,看似痛失了收复旧都的机会。
但是在大宋已经取得军事优势,改变了被动防守的态势上,利用蒙元求和之机停战。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既能缓解国内的矛盾,可以让百姓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且又为下一次北伐留有借口,待蒙元生变,就可以再次兴兵吊民伐罪,一举将蒙元赶出中原,远逐于塞北。
整整持续了一天的会议,让众臣理解了赵昺的战略,也不再纠结停止北伐的问题,并在经营两淮,巩固淮北的策略上达成共识。
而晚上,赵昺也没有闲着,又召集各州县主官会谈,就濠州事件为何重处张颂进行解说,让大家明白虽然其在执行朝廷政策上并没有犯原则性错误,但是在操作中却不能对执行中产生的问题进行及时和有效的处置,且对敌对势力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没有对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从而酿成大错,引发百姓恐慌逃亡,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
随后,赵昺又对众人如何掌握朝廷政策的问题上做出明确的解释。对于遗留在两淮的蒙古人要采取较为宽仁的态度,尊重他们本族的习俗和宗教,不能采取强制手段禁止。
在其私财上,对于那些蒙古宗王贵族及附逆的汉人,要坚决予以没收,但是要保留其维持基本生活的财产。而对于普通的蒙古人,可以保留其财产,并按照规定分配土地,享有同样的待遇。
对于不服朝廷管理,谋逆叛乱的蒙古人要坚决镇压,坚持‘首恶必除,胁从不问’的策略,分化瓦解敌对势力,而不是采用不问主次的血腥屠杀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要通过各种手段教化,逐步将他们同化。
对待移民至此的北方汉人,要宣扬同根同族,而进行南北之分,更不准人为的进行分化,在发布文告和日常用语上,也不准用‘归义’、‘归化’这些歧视的字眼,更不允许采取禁止通婚,通商等手段隔离南北汉人之间的交流,从而实现南北汉族的融合。
次日,赵昺又召集在应天府的各部统领以上的将领议事,首先是对前一阶段的得失进行总结,各部主帅首先对自己如何谋划和部署进行讲解,然后由参战各部主将逐个发言,讲述战斗经过及战术的运用,最后大家再分析得失,战略战术的运用,各部协同、配合是否恰当,从而总结出经验。
赵昺作为北伐战略的制定者,并总揽全局,一直在一线指挥,但他并没有擅自插言,更多的是作为一名聆听者来了解每一场战斗的具体情况,并与自己的决策、部署相互印证对照,然后再进行点评。对待指挥中的错误,进行严厉的批评,自己的失误也做出自我批评。而对指挥出色者也不吝赞美。
在总结完毕后,赵昺下旨将经典战例整理成册,分发到各级军官手中,以便大家学习提高指挥水平。而后,他又对下一阶段的军事工作进行部署,在对敌政策及兵力分配进行调整。要切各部不要因为议和与停止北伐而放松警惕,依然要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反击蒙元可能发起新的进攻。
在斋戒的第三日,赵昺依然忙碌,又分别召见官员单独会谈,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细问,或是赞扬、或是训斥、或是告诫。反正觐见出来的官员们个个都是心惊胆颤,他们不知道小皇帝为何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知之甚祥,一举一动皆了如指掌,好像有一只眼睛无时不刻的在盯着他们一般,以致各人无不小心翼翼,哪里还敢再造次,再有越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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