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1章 如何相制
此时的赵昺与两人谈话,总觉的有股如鲠在喉的感觉,让他不由的怀念起老师邓光荐,那是个直脾气,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来不知道委婉为何物。而当时自己却因此与其发生了不少误解和争执,还多亏应节严在其中周旋,否则以他年幼时的‘暴脾气’,只怕当初早就将其逐出帅府了。
不过这么多年过来了,赵昺也逐渐懂得这些臣僚们说话的方式。首先要仔细斟酌,话语中不能出现违禁或是僭越的词汇,否则不管你说的对错,都要遭到弹劾,甚至丢了小命;其次要学会察言观色,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三是说话要拿捏好分寸,有事不能直言,要懂得‘委婉’,说的直白点就是藏半截、说半截,试探着来,以免失去了转圜的余地。
赵昺对这种攥着拳头大家玩儿猜谜的游戏,十分无奈,耗时耗神倍觉辛苦。你要从一堆废话中抓住关键词,找到要点,才知道其要说什么事情。而后还要仔细分析,其如此说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如此谈话就成了一场斗智斗勇的游戏,双方明枪暗箭,你来我往,从中寻求解决之道,冗长的谈话往往要持续多个回合才能有结果。
当然这种方式也非没有好处,起码大家都有充足的时间考虑,不会一下子弄僵了,导致难以继续商议。而赵昺也从其中受到‘磨砺’,学会谈判的技巧和说话的艺术,能用隐晦的言语表达自己的意思,从而让臣僚们能体会圣心,知晓圣意,从而做出正确的决定。
臣子们也要表现出足够的睿智,若是你没有从看似无意的话语间猜到皇帝的意思,或者会错了意,那就别怪皇帝没有给你机会,丢官不一定,一条冷板凳却是坐定了。赵昺认为这其实就是上位者的甩锅大法,事儿办错了,那是你当臣子的做错了,而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锅当然扣不到自己的脑袋上。
当然能够上殿议事的官员也皆非易于之辈,哪个不是混成了老油条,让他们轻易背锅也非容易的事情。自会想方设法的避免自己成了背锅侠。当然也有人愿意做,勇于替皇帝背锅,而这种人赵昺却也不敢用,如秦桧替高宗背锅、王黼为徽宗扛事,都是有极强的权力欲和目的性,他替你背了锅,结果你可能就送了命。
刚刚双方的谈话其实也是暗藏机锋,重新恢复三省,看似是自己占了便宜,其实赵昺却点出那可不一定。因为粗看像是在分相权,但实际上对皇权与相权都有所分割,因为他明白世界上没有完美,任何一项制度到了精明的帝王与权臣手中还是会找出无限的纰漏。
皇帝可以用使臣、内官来代越,权臣则通过儒学门第这一工具轻轻松松跨越,从而一掌权利。徽宗还搞出一个‘御笔’制度,是自己可以绕过一系列制度,来直接下旨到事务部门,让当时即便权倾朝野的蔡京也无可奈何。
而有人会说三省制度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制度的雏形,是十分先进的行政管理制度,你一个穿越者应当十分明白,为何还会犹犹豫豫,不是傻,就是傻啊!可身处其中的赵昺却明白,古代的三省六部制与现代的三权分立真不是一个概念。
三省六部是一个行政整体,而三权分立中三权是平等的,与三省六部是有明确的不同。三省中,中书省起的是议政、草诏的工作,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取代了帝王朝议的权利;门下省则是对相关草诏进行复审,实际上是取代了相权中的部分权利;尚书省则是实际的执行机关,六部则是尚书省中中的执行部门。从中不难看出中书、门下似有议会、监察机关的功能,但实际上还是有着区别。
首先立法权实际上依然保留在帝王手中,门下的监察功能更像是相权用以对抗皇权的工具。而尚书省作为实际执行机关,似乎被排除出了帝权与相权的角逐。但实际上尚书省与六部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相权与帝权的微妙平衡,尚书主官是对帝王负责,而六部则是对相权的唯命。
所以赵昺私以为三省六部是同时对皇权与相权的重新整理与分配,并不与三权分立扯上啥关系。且从现代的角度看,三省制似是很科学,但问题是行政效率低下,更重要的是皇帝的权力得不到体现。而尚书省的权力过大,毕竟统率六部的是尚书省,有架空皇帝的危险……
“伯厚,所言吾也是深有所感,陛下辛劳,则乃是臣子之过啊!”谢枋得叹道。
“朕疲惫之时也曾想过,君放手以吏治民确可让朕轻松一二,但常有官吏行为不端,以致伤民,而怨朕昏聩,如此也难心安。”赵昺也轻叹道。刚刚他已经放出风声了,自己太累想要将权力下放,可又担心官吏不法而害民。
“《外储说右下》说: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说在摇木之本,与引纲之网。故失火之啬夫,不可不论也。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王应麟言道。
赵昺对于这些爱吊书袋子的士人们有时真的很无语,常常引用些艰涩难懂的圣人言,若是前些年他听了肯定傻眼,不知其所云何意。好在这些年经过刻苦学习,也能知晓一二。这里人主是指君王,君王的职责是治吏,也就是治官,不是治民。
这一段话的主旨是讲,君王的职责是管理官吏,官吏的职责是管理百姓,官吏有问题,不能责难百姓,要向官吏问责。百姓那儿有什么事,诸如失火这一类意外,是官吏的失职行为,要问责,而意外失火时官吏的职责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组织资源去扑灭火灾,那样的话国家的管理便能纲举而目张。故明主的职责是治吏而不是治民,把官治好了,社会方方面面的秩序自然也就理顺了。
“《商君书·禁使》云: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若使马,马能焉,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所以为端也。陛下所忧,亦正是先贤所忧也!”王应麟轻笑着也跩了段文道。
赵昺明白他这段话讲的道理,其实说的两件事儿:一是讲在国家管理上,君臣二者谁也离不开谁,这是指“事合”,然而从利益关系上不是相合的,吏谋私利,势必侵害国家公共利益。
而驺与虞是指养马与赶马的马夫,说的是如果马也能视、能言,那么驺虞的一切劣行恶迹便不能有任何隐瞒,故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有相反的一面,这就是所谓“合而利异者”。商鞅是以这个来比喻官民的关系。官员是统治和管理民众的,官民这二者是国家行政机构必备的要素,这是讲合。
然而在利益关系上,如果官员谋取个人的私利,那必然与民众的利益相对立,如果民众能视能言那么官员的任何私恶皆会被揭发出来,官员便无所逃其恶。马是看得见,不会说话的,而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当然看得清,百姓的嘴也能把看到的恶事说清楚,如果放开百姓的言论,那么官吏便无所逃其恶了。
反之,如果双方的关系是“利合而恶同”,如果事情的双方利害关系完全一致的话,即使是父亲问儿子,君主问臣下,也不会道明利害关系的真相。这也是商鞅担心的,放开让百姓说话,揭露官员的劣迹,那官会怎么办呢?
他们就会利用在官的职能以治民,从而保全自己。以白话来说就是在一个地区或者单位,官吏与官吏之间,利益关系是相通的,好恶也是相同的,故要出问题时,谁也不会出头告发这件事,往往形成串案、窝案。
因此,在地方上掌握一定权力的一些部门事业单位,如果一把手作案,往往带出来班子内一批人都参与其事并利益共享,这就是串案窝案连绵不绝的原因。因此在官僚机构系统内,要建立监察机构,必须使两者之间的利益和管辖上的隶属关系相异而不是相合,也就是相互制约之意。
“嗯,我朝御史台是隶属于中书门下,若是丞相违法又有谁来监察呢?”赵昺点点头,同意他们的说法,可又生出一个新的问题,三高官官若是违法违纪,那怎么办?
而以他所知,宋朝的台谏虽然有监察百官之权,但是权力十分有限,更像是一个摆设和打击异己的工具。自己上台后委任邓光荐为御史中丞,其实更多的也是依例抬高他的地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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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么多年过来了,赵昺也逐渐懂得这些臣僚们说话的方式。首先要仔细斟酌,话语中不能出现违禁或是僭越的词汇,否则不管你说的对错,都要遭到弹劾,甚至丢了小命;其次要学会察言观色,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三是说话要拿捏好分寸,有事不能直言,要懂得‘委婉’,说的直白点就是藏半截、说半截,试探着来,以免失去了转圜的余地。
赵昺对这种攥着拳头大家玩儿猜谜的游戏,十分无奈,耗时耗神倍觉辛苦。你要从一堆废话中抓住关键词,找到要点,才知道其要说什么事情。而后还要仔细分析,其如此说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如此谈话就成了一场斗智斗勇的游戏,双方明枪暗箭,你来我往,从中寻求解决之道,冗长的谈话往往要持续多个回合才能有结果。
当然这种方式也非没有好处,起码大家都有充足的时间考虑,不会一下子弄僵了,导致难以继续商议。而赵昺也从其中受到‘磨砺’,学会谈判的技巧和说话的艺术,能用隐晦的言语表达自己的意思,从而让臣僚们能体会圣心,知晓圣意,从而做出正确的决定。
臣子们也要表现出足够的睿智,若是你没有从看似无意的话语间猜到皇帝的意思,或者会错了意,那就别怪皇帝没有给你机会,丢官不一定,一条冷板凳却是坐定了。赵昺认为这其实就是上位者的甩锅大法,事儿办错了,那是你当臣子的做错了,而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锅当然扣不到自己的脑袋上。
当然能够上殿议事的官员也皆非易于之辈,哪个不是混成了老油条,让他们轻易背锅也非容易的事情。自会想方设法的避免自己成了背锅侠。当然也有人愿意做,勇于替皇帝背锅,而这种人赵昺却也不敢用,如秦桧替高宗背锅、王黼为徽宗扛事,都是有极强的权力欲和目的性,他替你背了锅,结果你可能就送了命。
刚刚双方的谈话其实也是暗藏机锋,重新恢复三省,看似是自己占了便宜,其实赵昺却点出那可不一定。因为粗看像是在分相权,但实际上对皇权与相权都有所分割,因为他明白世界上没有完美,任何一项制度到了精明的帝王与权臣手中还是会找出无限的纰漏。
皇帝可以用使臣、内官来代越,权臣则通过儒学门第这一工具轻轻松松跨越,从而一掌权利。徽宗还搞出一个‘御笔’制度,是自己可以绕过一系列制度,来直接下旨到事务部门,让当时即便权倾朝野的蔡京也无可奈何。
而有人会说三省制度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制度的雏形,是十分先进的行政管理制度,你一个穿越者应当十分明白,为何还会犹犹豫豫,不是傻,就是傻啊!可身处其中的赵昺却明白,古代的三省六部制与现代的三权分立真不是一个概念。
三省六部是一个行政整体,而三权分立中三权是平等的,与三省六部是有明确的不同。三省中,中书省起的是议政、草诏的工作,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取代了帝王朝议的权利;门下省则是对相关草诏进行复审,实际上是取代了相权中的部分权利;尚书省则是实际的执行机关,六部则是尚书省中中的执行部门。从中不难看出中书、门下似有议会、监察机关的功能,但实际上还是有着区别。
首先立法权实际上依然保留在帝王手中,门下的监察功能更像是相权用以对抗皇权的工具。而尚书省作为实际执行机关,似乎被排除出了帝权与相权的角逐。但实际上尚书省与六部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相权与帝权的微妙平衡,尚书主官是对帝王负责,而六部则是对相权的唯命。
所以赵昺私以为三省六部是同时对皇权与相权的重新整理与分配,并不与三权分立扯上啥关系。且从现代的角度看,三省制似是很科学,但问题是行政效率低下,更重要的是皇帝的权力得不到体现。而尚书省的权力过大,毕竟统率六部的是尚书省,有架空皇帝的危险……
“伯厚,所言吾也是深有所感,陛下辛劳,则乃是臣子之过啊!”谢枋得叹道。
“朕疲惫之时也曾想过,君放手以吏治民确可让朕轻松一二,但常有官吏行为不端,以致伤民,而怨朕昏聩,如此也难心安。”赵昺也轻叹道。刚刚他已经放出风声了,自己太累想要将权力下放,可又担心官吏不法而害民。
“《外储说右下》说: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说在摇木之本,与引纲之网。故失火之啬夫,不可不论也。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王应麟言道。
赵昺对于这些爱吊书袋子的士人们有时真的很无语,常常引用些艰涩难懂的圣人言,若是前些年他听了肯定傻眼,不知其所云何意。好在这些年经过刻苦学习,也能知晓一二。这里人主是指君王,君王的职责是治吏,也就是治官,不是治民。
这一段话的主旨是讲,君王的职责是管理官吏,官吏的职责是管理百姓,官吏有问题,不能责难百姓,要向官吏问责。百姓那儿有什么事,诸如失火这一类意外,是官吏的失职行为,要问责,而意外失火时官吏的职责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组织资源去扑灭火灾,那样的话国家的管理便能纲举而目张。故明主的职责是治吏而不是治民,把官治好了,社会方方面面的秩序自然也就理顺了。
“《商君书·禁使》云: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若使马,马能焉,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所以为端也。陛下所忧,亦正是先贤所忧也!”王应麟轻笑着也跩了段文道。
赵昺明白他这段话讲的道理,其实说的两件事儿:一是讲在国家管理上,君臣二者谁也离不开谁,这是指“事合”,然而从利益关系上不是相合的,吏谋私利,势必侵害国家公共利益。
而驺与虞是指养马与赶马的马夫,说的是如果马也能视、能言,那么驺虞的一切劣行恶迹便不能有任何隐瞒,故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有相反的一面,这就是所谓“合而利异者”。商鞅是以这个来比喻官民的关系。官员是统治和管理民众的,官民这二者是国家行政机构必备的要素,这是讲合。
然而在利益关系上,如果官员谋取个人的私利,那必然与民众的利益相对立,如果民众能视能言那么官员的任何私恶皆会被揭发出来,官员便无所逃其恶。马是看得见,不会说话的,而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当然看得清,百姓的嘴也能把看到的恶事说清楚,如果放开百姓的言论,那么官吏便无所逃其恶了。
反之,如果双方的关系是“利合而恶同”,如果事情的双方利害关系完全一致的话,即使是父亲问儿子,君主问臣下,也不会道明利害关系的真相。这也是商鞅担心的,放开让百姓说话,揭露官员的劣迹,那官会怎么办呢?
他们就会利用在官的职能以治民,从而保全自己。以白话来说就是在一个地区或者单位,官吏与官吏之间,利益关系是相通的,好恶也是相同的,故要出问题时,谁也不会出头告发这件事,往往形成串案、窝案。
因此,在地方上掌握一定权力的一些部门事业单位,如果一把手作案,往往带出来班子内一批人都参与其事并利益共享,这就是串案窝案连绵不绝的原因。因此在官僚机构系统内,要建立监察机构,必须使两者之间的利益和管辖上的隶属关系相异而不是相合,也就是相互制约之意。
“嗯,我朝御史台是隶属于中书门下,若是丞相违法又有谁来监察呢?”赵昺点点头,同意他们的说法,可又生出一个新的问题,三高官官若是违法违纪,那怎么办?
而以他所知,宋朝的台谏虽然有监察百官之权,但是权力十分有限,更像是一个摆设和打击异己的工具。自己上台后委任邓光荐为御史中丞,其实更多的也是依例抬高他的地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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