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5章 拉人上船
心动不如行动,赵昺捋清了脉络,准备下手开始设计未来的政治格局。他是搞船舶设计出身,而多年培养的成的思维习惯也不由自主的带进了对政体的设计思路,其实他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同。从大里讲,万物归一,道理想通;从微观世界将,任何物质都是有最基本的原子堆砌而成。
以此推理,赵昺以为船舶无外乎由船体、动力系统、操作系统三大部分组成,然后在通过用途的不同而进行细分,从而设计出不同类型的船舶,进而选择适合的船体、动力系统和操作系统,添加不同的模块,建造出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用途各异的船只。
如果将当前的国家比作一艘尚在空白图纸的船,作为承载整个体制的‘船体’就是国家制度。在这个问题上,赵昺没有选择,只能是封建帝制,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至于国家的动力系统,他认为当然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再说的高大上一些就是社会物质和文明的进步、国家的富强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操作系统,自然就是国家的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
当下船体有了,发动机也有了。虽然这台发动机已经燃料不足,零件老化,导致动力下降,但是尚能勉强支持船的前行,但也急需找到加油站,添加燃料。至于操作系统,虽然船长的目标明确,但是船员们表现不一,有的干劲十足,有的慵懒懈怠出工不出力,有的干脆偷偷挂倒挡。
现在赵昺就是船长,领一帮素质不一的水手行驶在可覆舟也能载舟的‘人海’之上,他要做的就是能让这艘大船平稳的行驶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乘风破浪,克服重重困难,直到到达幸福的彼岸。而要让船能行驶在正确的航线上,加快速度,就先要对操作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赵昺继承这艘船的时候已经千疮百孔,眼看就要沉了,他当了十多年的修补匠,终于将让这艘船已经能够勉强航行。而这帮水手们却因为前几任船长疏于管理,不注重思想品德教育,而变得散漫又固执,养了一身臭毛病。
这份精神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自然是指大宋朝的士人们创造的‘宋学’,那些出新前代却影响至今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与民族性格。这不仅是学术思潮,且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民族素质与价值信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赵昺也当然明白世界上社会的进步与思想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大宋朝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文化,说明宋学也非是一无是处。
首先在宋朝已经诞生了平等的意识。唐宋社会转型,开启了科举公平竞争的闸门,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整个官僚队伍主要出自科场的选拔,他们虽有等级高低,但“比肩事主”,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
地主阶级已无“士庶之别”,地权开始以经济手段频繁转移,地主、自耕农与佃户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不仅仅耕地租佃,相对平等的契约关系也开始进入许多经济活动。农民与手工业者开始拥有迁徙权与流动权,促进了各阶层间的横向流动与上下流动。
所有这些变化,催生了人们对平等的朦胧向往。宋学家倡导“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强调这种平等观。在社会上,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思想受到挑战,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观念,这在近代公民意识出现前不啻是身份观念的革命。
平等观也投射在起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王小波的“均贫富”,方腊的“法平等”,钟相的“等贵贱”,都表达出对社会平等的强烈诉求。相对前代,这种平等意识是新因素,但与近代平等观仍有本质区别。
赵昺作为现代人当然支持这种思想的进步,但是作为统治者就要持保留意见了,那些士大夫们已经‘猖狂’到要抢班夺权的地步了,总是琢磨要架空自己,当然不能让他容忍。
其次是兼容精神。正是因为宋朝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兼容精神遂应运而生。宋学在其创立形成期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颇具怀疑精神与创新活力。观宋学的两大高峰期,“学统四起”“自出议论”,却颇能宽容并存,客观肯定别派可取处。
与此同时,佛门在学理上融合儒道,道教从儒佛中汲取养分,而最高统治者也以兼容精神处理宗教关系,三教和平共处成为宋朝常态。至于士庶日常行事,往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同处杂陈。在雅俗文化的互融共处上,整个社会表现得相当宽容。
赵昺也明白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各阶层相互间不断吸收、借鉴、融合其它异质文化,创造出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而这方面其实也是他想发扬和继承的,以此来推动自己的革新,但是往往某些东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固化,忘记了初心,反而成了进步的绊脚石。
再有就是宋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世俗化,士人们受到经世理念的影响,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经科举制的有力推动,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迅速崛起,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
士人阶层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即以理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就是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念情怀的经典表述。当然这种情怀放在现代也不过时,赵昺也是深表支持的,可也希望他们能够对皇帝表示应有的尊重,不能事事关心,甚至连生孩子的事儿都不想放过。
不过赵昺明白月盈而亏的道理,晚唐五代以降,忠义廉耻扫地以尽。宋朝的新儒学重建过程中,表彰名节操守尤其不遗余力,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名节操守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
他也不否认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专制的强化,可自理宗起,理学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后代的发酵,最终成为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所以,赵昺的革新面对的是一份日暮西山的政治遗产。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
赵昺清楚若是在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之时,这种制度也许尚能勉力维持,消极的因素被表面的繁容所掩盖,皇帝和大臣们都能陶醉其中,洋洋自得的欣赏这盛世繁华。可在面临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的缺陷也就暴露无遗,亡国也就在所难免。
面对这个烂摊子,赵昺一直在寻求变革,尤其是收复江南后这种念头更加强烈,但是阻力重重,仅其要修订律法,以便实施以法治国。虽然老师应节严从中极力推动,但两年时间进展极为缓慢,底下的官员也以各种借口拖延推责,种种的不配合。
那时赵昺就决心要整治一番,但在外有强敌的情况下,他不敢动作,免得再因此断送了得来不易的平衡。所以两年后,在局势稍微缓和的情况,他断然发起北伐,对蒙元进行打击,使其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威胁大宋,从而为自己推进革新争取时间。
打仗讲究‘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而赵昺也知道革新必须从上而下进行,首先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自己当然不能动,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当朝的宰执们,这些人作为士人阶层的风向标,士大夫们的领袖,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实现自己的计划。
做买卖要讨价还价,这时候自然也需要相互妥协,赵昺现在摸清了对方的底价,恢复三省其实就是让权,让士大夫们得利,把他们先拉到一条船上。但他的便宜也不是那么好占的,其中必须要夹带些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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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推理,赵昺以为船舶无外乎由船体、动力系统、操作系统三大部分组成,然后在通过用途的不同而进行细分,从而设计出不同类型的船舶,进而选择适合的船体、动力系统和操作系统,添加不同的模块,建造出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用途各异的船只。
如果将当前的国家比作一艘尚在空白图纸的船,作为承载整个体制的‘船体’就是国家制度。在这个问题上,赵昺没有选择,只能是封建帝制,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至于国家的动力系统,他认为当然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再说的高大上一些就是社会物质和文明的进步、国家的富强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操作系统,自然就是国家的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
当下船体有了,发动机也有了。虽然这台发动机已经燃料不足,零件老化,导致动力下降,但是尚能勉强支持船的前行,但也急需找到加油站,添加燃料。至于操作系统,虽然船长的目标明确,但是船员们表现不一,有的干劲十足,有的慵懒懈怠出工不出力,有的干脆偷偷挂倒挡。
现在赵昺就是船长,领一帮素质不一的水手行驶在可覆舟也能载舟的‘人海’之上,他要做的就是能让这艘大船平稳的行驶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乘风破浪,克服重重困难,直到到达幸福的彼岸。而要让船能行驶在正确的航线上,加快速度,就先要对操作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赵昺继承这艘船的时候已经千疮百孔,眼看就要沉了,他当了十多年的修补匠,终于将让这艘船已经能够勉强航行。而这帮水手们却因为前几任船长疏于管理,不注重思想品德教育,而变得散漫又固执,养了一身臭毛病。
这份精神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自然是指大宋朝的士人们创造的‘宋学’,那些出新前代却影响至今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与民族性格。这不仅是学术思潮,且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民族素质与价值信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赵昺也当然明白世界上社会的进步与思想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大宋朝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文化,说明宋学也非是一无是处。
首先在宋朝已经诞生了平等的意识。唐宋社会转型,开启了科举公平竞争的闸门,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整个官僚队伍主要出自科场的选拔,他们虽有等级高低,但“比肩事主”,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
地主阶级已无“士庶之别”,地权开始以经济手段频繁转移,地主、自耕农与佃户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不仅仅耕地租佃,相对平等的契约关系也开始进入许多经济活动。农民与手工业者开始拥有迁徙权与流动权,促进了各阶层间的横向流动与上下流动。
所有这些变化,催生了人们对平等的朦胧向往。宋学家倡导“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强调这种平等观。在社会上,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思想受到挑战,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观念,这在近代公民意识出现前不啻是身份观念的革命。
平等观也投射在起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王小波的“均贫富”,方腊的“法平等”,钟相的“等贵贱”,都表达出对社会平等的强烈诉求。相对前代,这种平等意识是新因素,但与近代平等观仍有本质区别。
赵昺作为现代人当然支持这种思想的进步,但是作为统治者就要持保留意见了,那些士大夫们已经‘猖狂’到要抢班夺权的地步了,总是琢磨要架空自己,当然不能让他容忍。
其次是兼容精神。正是因为宋朝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兼容精神遂应运而生。宋学在其创立形成期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颇具怀疑精神与创新活力。观宋学的两大高峰期,“学统四起”“自出议论”,却颇能宽容并存,客观肯定别派可取处。
与此同时,佛门在学理上融合儒道,道教从儒佛中汲取养分,而最高统治者也以兼容精神处理宗教关系,三教和平共处成为宋朝常态。至于士庶日常行事,往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同处杂陈。在雅俗文化的互融共处上,整个社会表现得相当宽容。
赵昺也明白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各阶层相互间不断吸收、借鉴、融合其它异质文化,创造出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而这方面其实也是他想发扬和继承的,以此来推动自己的革新,但是往往某些东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固化,忘记了初心,反而成了进步的绊脚石。
再有就是宋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世俗化,士人们受到经世理念的影响,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经科举制的有力推动,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迅速崛起,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
士人阶层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即以理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就是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念情怀的经典表述。当然这种情怀放在现代也不过时,赵昺也是深表支持的,可也希望他们能够对皇帝表示应有的尊重,不能事事关心,甚至连生孩子的事儿都不想放过。
不过赵昺明白月盈而亏的道理,晚唐五代以降,忠义廉耻扫地以尽。宋朝的新儒学重建过程中,表彰名节操守尤其不遗余力,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名节操守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
他也不否认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专制的强化,可自理宗起,理学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后代的发酵,最终成为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所以,赵昺的革新面对的是一份日暮西山的政治遗产。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
赵昺清楚若是在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之时,这种制度也许尚能勉力维持,消极的因素被表面的繁容所掩盖,皇帝和大臣们都能陶醉其中,洋洋自得的欣赏这盛世繁华。可在面临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的缺陷也就暴露无遗,亡国也就在所难免。
面对这个烂摊子,赵昺一直在寻求变革,尤其是收复江南后这种念头更加强烈,但是阻力重重,仅其要修订律法,以便实施以法治国。虽然老师应节严从中极力推动,但两年时间进展极为缓慢,底下的官员也以各种借口拖延推责,种种的不配合。
那时赵昺就决心要整治一番,但在外有强敌的情况下,他不敢动作,免得再因此断送了得来不易的平衡。所以两年后,在局势稍微缓和的情况,他断然发起北伐,对蒙元进行打击,使其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威胁大宋,从而为自己推进革新争取时间。
打仗讲究‘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而赵昺也知道革新必须从上而下进行,首先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自己当然不能动,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当朝的宰执们,这些人作为士人阶层的风向标,士大夫们的领袖,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实现自己的计划。
做买卖要讨价还价,这时候自然也需要相互妥协,赵昺现在摸清了对方的底价,恢复三省其实就是让权,让士大夫们得利,把他们先拉到一条船上。但他的便宜也不是那么好占的,其中必须要夹带些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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