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8章 他不适宜
真金见贺惟贤以为甘麻剌等人杀伯颜的理由不够充分,又转而猜测是不是入卫的宗王们要杀其。贺惟贤又以为宗王们虽然在封地调配上对伯颜有意见,但是还不足以让他们有胆去刺杀一位在东道诸王中甚有威信,令西道诸王胆寒的勇略之士。
这时真金又猜测是皇后主导了此事,因为在立储和处理汪氏的问题上,两方意见向左,这个理由足够充分了。而他想想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现在得到的消息是铁穆耳从临安出逃,南朝对此十分愤怒,正在全力缉捕。在其身死未知的情况下,皇后杀伯颜并没有任何意义。
贺惟贤在旁安静的听着真金自说自话,心中暗叹其并非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他早就知道南朝要除掉伯颜的计划,而他也参与其中,但是承担的任务就是在真金面前说些模棱两可的‘小话’,并没有受命出手直接干掉伯颜。
所以贺惟贤心里清楚自己只是这个计划中的一环,肯定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至于是谁他不敢问,也不想知道,那样自己南朝奸细的身份就多一个人知道,危险也就增加几分。所以他笃信伯颜之死与南朝小皇帝脱不了干系。
但以现在的情形看,贺惟贤以为也非是南朝直接遣人刺杀的,因为这里毕竟是蒙元京畿腹地。而伯颜带的侍卫虽然不多,可也皆是精锐效死之士。以他目前知道的情况,伯颜一行人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屠戮殆尽的,这非是几十人可以做到的,刺杀者出动的人手肯定是数倍于其的。
再以刺杀者的手段看,他们能潜伏在伯颜必经之路上而不被察觉,除了其大意之外,恐怕也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驻扎在京郊外的军队除了侍卫亲军和入卫的宗王军,还有就是诸王的投下亲军。那么刺杀者就不言而明,除了甘麻剌和皇后,只有他们能不通过枢密院调动自己的亲军,但最大的疑凶其实就是皇后。
所以他以为伯颜是死在了南朝小皇帝的阴谋,朝中各方势力的争斗及皇后之手。不过贺惟贤以为真正害死伯颜的其实是真金,正是他的软弱和猜忌,使得朝中动荡,导致各方势力内斗不止,使南朝有机可乘,让朝中有人铤而走险,使伯颜成为这场争斗的牺牲品。
贺惟贤作为怯薛的一份子长期在宫中供职,对真金还是有所了解的,认为其不适合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真金临事看似喜纳群言,其实却不能别其是非,持论不免两歧。说白了,他没有做决断的魄力,而是习惯用书本上讲道理的方法去做事。
做也有一番道理,不做也有一番道理,这样做有一番道理,那样做也有一番道理。真金以所谓“中庸之法”治国,自以为容易讨好,让朝中两派都为己所用,实际上导致汉法派不信任他,宗王派也不喜欢他。
真金在继位之初,靠着伯颜的辅助及身边的汉臣的支持稳定中原,又许以重金安抚诸王,又以伯颜镇压了西北叛王,才得以稳定了朝局。但南朝此时势如破竹,在江南战场上连连取得了胜利,迫使真金不得不与南朝议和,划长江而治。
在国内稍稍趋于稳定后,朝中对南朝用兵的论调再起。因为南朝此次做的太过分了,凡还是有些血性的正常人都不能忍。实际上,当时朝中多数人,包括真金和伯颜在内,都是主战的。不仅是因为失去了江南这个钱袋子,而且以为南朝过去在蒙元面前只有卑躬屈膝当孙子的份儿,现在居然要与他们平起平坐实在让人受不了。
于是在朝野一片主战的声音中,伯颜奉旨前往两淮地区主持河南和山东两个都万户府,准备对南朝用兵。伯颜赴任后也是积极调兵遣将,整顿兵马,欲择机再下江南。但是在先后爆发了泰州和六安两次较大的冲突,及水军在海上被歼之后,伯颜意识到当下蒙元已非南朝的敌手,从而由主战转为主和,军事上由进攻转为防御。
贺惟贤还记的,在伯颜思想发生转变后,在朝中引起一片哗然。彼时真金在经济压力下启用了桑哥一班色目人,把持了朝政,而这时那些汉臣不但纷纷上疏清议,并且身体力行要带兵请缨出战。而他自己也是如此,恳求大汗让他出征。
现在想来,贺惟贤觉得就是个笑话。但彼时却非如此,他出身汉家,自小受到儒家教育,因而不难看到汉臣们无一例外坚决主战,这是由他们传统士大夫的身份决定的。而李谦等清流派更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卫道者,他们崇尚“尊王攘夷”,维护圣人之道。
在儒家的道德理念里,“道”是高于现实本身的层次。道就是道德,在儒家传统理念里,讲究的是尚德不尚险,讲究的是修齐治平。儒家的思想就是明乎其道以救世,如果现实与儒家道德有所冲突,那必定是维护更高的“道”。
所以不管双方实力对比如何,必须坚持儒家之道,这就是典型的政治正确。另外,从儒家理学角度来看,清流派是传统统治思想的维护者,他们以维护纲常伦理为己任,外交主张,就是对外强硬。蒙元当下是天朝上国,不可能向南朝这样的曾被灭国者低头,否则就是不尚礼义,不图人心。
“轻言战争”是清流派对外主张的通病,同样也是儒家传统士大夫的通病。汉臣们的主战言论建立在儒家传统思想上,符合道德伦理观,爱国忠君。而实际上,却不了解当前局势,也不清楚自身实力,不是经过对敌我双方实力的细致分析而得出,仅仅因为因为要‘尊王攘夷’就轻率言战,而没有考虑战争的现实问题。
真金在这个时候对伯颜的决定予以支持,同意毙敌锋芒,转入战略防御。但是在内外的压力下很快又改变了主意,伯颜的方略在汉臣和宗王们的强烈反对下无疾而终。其被再次召回朝廷,很快又被派往西北陪同铁穆耳抚军,真金起用少壮派的玉昔帖木儿主持山东、河南两个都万户府,准备对宋战争。
对于真金的决定,贺惟贤以为其终归是自幼接受儒学教育,因而深信只有实施汉法就能重振大元,一班亲信汉臣也同时得到起用,协助他理政,并谋划对宋战争。贺惟贤对于李谦这些清流并不厌恶,他们对时局的认识有局限性不假,但并不能说清流派就一无可取之处。
他认为清流派不等于保守派,在坚决捍卫儒家传统思想之外,清流派又是主张就时的。他们对学习南朝并不排斥,这和守旧派截然不同。守旧派的观点是“道器皆不变”,就是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维持之前的形态,对于新事物非常抵触。清流派则不同,他们守道,对器却没那么坚持,认为器是可以选择的,也支持发展火器,发展以火器为主要装备的新军。
而由于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清流派也是爱国者。清流派都饱读四书五经,讲究仁孝、克己,讲究匡时济世、光明不欺、秉公任事。但清流派对宋开战的主张,却是不顾现实的实际情况,相较之下伯颜的策略更为客观。可惜的是当时包括真金在内的朝臣们都看不清,其也屈从了主战派,选择了支持对宋发动战争。
现在想来十分可笑的是真金为了标榜自己,行的是正义之事,出的是正义之师,没有选择正确的时机开战。而是命玉昔帖木儿不断在江东挑衅,从而达到激怒南朝小皇帝先行开战的目的。结果目的是达到了,可也丧失了先机,南朝一动手就是狠招,在江东强渡长江连夺数州,直逼扬州城下,占据了战略主动。
南朝的一连串迅猛的动作可以说打懵了蒙元君臣,扬州不仅是重要的税赋重地,且也是战略要地。南军据此就切断了运河,从而给调集物资和运兵造成了极大困难。要想南下只有击败扬州城下的南军,才能继续南下,否则就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
事后,贺惟贤觉得此刻蒙元停止用兵,与南朝议和,还是有可能避免战争的扩大。毕竟此时南朝朝野并不主张北进,与蒙元开战,但是真金没有做出停战的选择。其以为南军攻势虽猛,但己方目前的损失还可以承受,两个都万户府尚有十余万大军可用。于是乎,伯颜与一班幕僚搞出了一个偷袭江东,直取临安的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在贺惟贤这个军事小白眼中看来都是十分冒险,有很大的投机性,成功了一切好说,而败了就是万劫不复,使得两淮地区再无兵可用,南军可以直入京畿腹地。但是真金在明知的情况下,还是支持了这个冒险计划,至此再无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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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真金又猜测是皇后主导了此事,因为在立储和处理汪氏的问题上,两方意见向左,这个理由足够充分了。而他想想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现在得到的消息是铁穆耳从临安出逃,南朝对此十分愤怒,正在全力缉捕。在其身死未知的情况下,皇后杀伯颜并没有任何意义。
贺惟贤在旁安静的听着真金自说自话,心中暗叹其并非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他早就知道南朝要除掉伯颜的计划,而他也参与其中,但是承担的任务就是在真金面前说些模棱两可的‘小话’,并没有受命出手直接干掉伯颜。
所以贺惟贤心里清楚自己只是这个计划中的一环,肯定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至于是谁他不敢问,也不想知道,那样自己南朝奸细的身份就多一个人知道,危险也就增加几分。所以他笃信伯颜之死与南朝小皇帝脱不了干系。
但以现在的情形看,贺惟贤以为也非是南朝直接遣人刺杀的,因为这里毕竟是蒙元京畿腹地。而伯颜带的侍卫虽然不多,可也皆是精锐效死之士。以他目前知道的情况,伯颜一行人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屠戮殆尽的,这非是几十人可以做到的,刺杀者出动的人手肯定是数倍于其的。
再以刺杀者的手段看,他们能潜伏在伯颜必经之路上而不被察觉,除了其大意之外,恐怕也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驻扎在京郊外的军队除了侍卫亲军和入卫的宗王军,还有就是诸王的投下亲军。那么刺杀者就不言而明,除了甘麻剌和皇后,只有他们能不通过枢密院调动自己的亲军,但最大的疑凶其实就是皇后。
所以他以为伯颜是死在了南朝小皇帝的阴谋,朝中各方势力的争斗及皇后之手。不过贺惟贤以为真正害死伯颜的其实是真金,正是他的软弱和猜忌,使得朝中动荡,导致各方势力内斗不止,使南朝有机可乘,让朝中有人铤而走险,使伯颜成为这场争斗的牺牲品。
贺惟贤作为怯薛的一份子长期在宫中供职,对真金还是有所了解的,认为其不适合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真金临事看似喜纳群言,其实却不能别其是非,持论不免两歧。说白了,他没有做决断的魄力,而是习惯用书本上讲道理的方法去做事。
做也有一番道理,不做也有一番道理,这样做有一番道理,那样做也有一番道理。真金以所谓“中庸之法”治国,自以为容易讨好,让朝中两派都为己所用,实际上导致汉法派不信任他,宗王派也不喜欢他。
真金在继位之初,靠着伯颜的辅助及身边的汉臣的支持稳定中原,又许以重金安抚诸王,又以伯颜镇压了西北叛王,才得以稳定了朝局。但南朝此时势如破竹,在江南战场上连连取得了胜利,迫使真金不得不与南朝议和,划长江而治。
在国内稍稍趋于稳定后,朝中对南朝用兵的论调再起。因为南朝此次做的太过分了,凡还是有些血性的正常人都不能忍。实际上,当时朝中多数人,包括真金和伯颜在内,都是主战的。不仅是因为失去了江南这个钱袋子,而且以为南朝过去在蒙元面前只有卑躬屈膝当孙子的份儿,现在居然要与他们平起平坐实在让人受不了。
于是在朝野一片主战的声音中,伯颜奉旨前往两淮地区主持河南和山东两个都万户府,准备对南朝用兵。伯颜赴任后也是积极调兵遣将,整顿兵马,欲择机再下江南。但是在先后爆发了泰州和六安两次较大的冲突,及水军在海上被歼之后,伯颜意识到当下蒙元已非南朝的敌手,从而由主战转为主和,军事上由进攻转为防御。
贺惟贤还记的,在伯颜思想发生转变后,在朝中引起一片哗然。彼时真金在经济压力下启用了桑哥一班色目人,把持了朝政,而这时那些汉臣不但纷纷上疏清议,并且身体力行要带兵请缨出战。而他自己也是如此,恳求大汗让他出征。
现在想来,贺惟贤觉得就是个笑话。但彼时却非如此,他出身汉家,自小受到儒家教育,因而不难看到汉臣们无一例外坚决主战,这是由他们传统士大夫的身份决定的。而李谦等清流派更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卫道者,他们崇尚“尊王攘夷”,维护圣人之道。
在儒家的道德理念里,“道”是高于现实本身的层次。道就是道德,在儒家传统理念里,讲究的是尚德不尚险,讲究的是修齐治平。儒家的思想就是明乎其道以救世,如果现实与儒家道德有所冲突,那必定是维护更高的“道”。
所以不管双方实力对比如何,必须坚持儒家之道,这就是典型的政治正确。另外,从儒家理学角度来看,清流派是传统统治思想的维护者,他们以维护纲常伦理为己任,外交主张,就是对外强硬。蒙元当下是天朝上国,不可能向南朝这样的曾被灭国者低头,否则就是不尚礼义,不图人心。
“轻言战争”是清流派对外主张的通病,同样也是儒家传统士大夫的通病。汉臣们的主战言论建立在儒家传统思想上,符合道德伦理观,爱国忠君。而实际上,却不了解当前局势,也不清楚自身实力,不是经过对敌我双方实力的细致分析而得出,仅仅因为因为要‘尊王攘夷’就轻率言战,而没有考虑战争的现实问题。
真金在这个时候对伯颜的决定予以支持,同意毙敌锋芒,转入战略防御。但是在内外的压力下很快又改变了主意,伯颜的方略在汉臣和宗王们的强烈反对下无疾而终。其被再次召回朝廷,很快又被派往西北陪同铁穆耳抚军,真金起用少壮派的玉昔帖木儿主持山东、河南两个都万户府,准备对宋战争。
对于真金的决定,贺惟贤以为其终归是自幼接受儒学教育,因而深信只有实施汉法就能重振大元,一班亲信汉臣也同时得到起用,协助他理政,并谋划对宋战争。贺惟贤对于李谦这些清流并不厌恶,他们对时局的认识有局限性不假,但并不能说清流派就一无可取之处。
他认为清流派不等于保守派,在坚决捍卫儒家传统思想之外,清流派又是主张就时的。他们对学习南朝并不排斥,这和守旧派截然不同。守旧派的观点是“道器皆不变”,就是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维持之前的形态,对于新事物非常抵触。清流派则不同,他们守道,对器却没那么坚持,认为器是可以选择的,也支持发展火器,发展以火器为主要装备的新军。
而由于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清流派也是爱国者。清流派都饱读四书五经,讲究仁孝、克己,讲究匡时济世、光明不欺、秉公任事。但清流派对宋开战的主张,却是不顾现实的实际情况,相较之下伯颜的策略更为客观。可惜的是当时包括真金在内的朝臣们都看不清,其也屈从了主战派,选择了支持对宋发动战争。
现在想来十分可笑的是真金为了标榜自己,行的是正义之事,出的是正义之师,没有选择正确的时机开战。而是命玉昔帖木儿不断在江东挑衅,从而达到激怒南朝小皇帝先行开战的目的。结果目的是达到了,可也丧失了先机,南朝一动手就是狠招,在江东强渡长江连夺数州,直逼扬州城下,占据了战略主动。
南朝的一连串迅猛的动作可以说打懵了蒙元君臣,扬州不仅是重要的税赋重地,且也是战略要地。南军据此就切断了运河,从而给调集物资和运兵造成了极大困难。要想南下只有击败扬州城下的南军,才能继续南下,否则就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
事后,贺惟贤觉得此刻蒙元停止用兵,与南朝议和,还是有可能避免战争的扩大。毕竟此时南朝朝野并不主张北进,与蒙元开战,但是真金没有做出停战的选择。其以为南军攻势虽猛,但己方目前的损失还可以承受,两个都万户府尚有十余万大军可用。于是乎,伯颜与一班幕僚搞出了一个偷袭江东,直取临安的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在贺惟贤这个军事小白眼中看来都是十分冒险,有很大的投机性,成功了一切好说,而败了就是万劫不复,使得两淮地区再无兵可用,南军可以直入京畿腹地。但是真金在明知的情况下,还是支持了这个冒险计划,至此再无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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