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8章 知兵知将
当我们翻开史书的时候,发现文臣‘知兵’的人很是不少,赵昺也曾有过这样的考虑,既然文臣能领兵,又便于控制,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但是在实践中他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知战阵,能领兵者寥寥无几。
这当然不是赵昺的臆断和偏见。因为行朝成立于国破家亡之际,混乱的情况下也顾不得许多,可以说文武齐上阵,如陆秀夫曾在陈宜中出走后主持军政、文天祥以副相身份在江西组织义勇抗元、陈则翁则是以广东路转运使的身份在广州抗元等等,可以说朝中许多文臣都有领兵的经历。
但是文臣领兵的结局大多不妙,文天祥被斩于大都,各地的抗元力量逐步被剿灭,若非赵昺穿越而来,陆秀夫便背着幼帝蹈海殉国,大宋最后一丝余晖坠于崖山。就这段历史而言,他以为所谓文臣领兵就不大靠谱。
赵昺以为这失败的板子也不能都打在这些文臣身上,而是隋唐之后的制度问题,让文臣知兵失去了成长的环境。宋朝的重文轻武,逐渐发展成文臣领导武将、武将带领士兵的局面,让这些读书人直接指挥士兵上阵冲锋,也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所以说隋唐之后文臣知兵就是个笑话,而入宋后除了太祖,历代皇帝也都是只会纸上谈兵,可还要每逢大战授阵图,如此军事指挥制度下就可以想象大宋败亡其实也不算太冤。但也有人会说,明朝重文轻武比之宋朝更甚,可以称得上是‘以文驭武’,可知兵的文臣却层出不穷。
可是赵昺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在明代‘知兵’的文臣真正成功的仅有于谦、胡宗宪、张居正等人,即便加上一个所谓文可定国,武可安邦的异类卢象升,也是屈指可数,数量远远少于和他们同时代的如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李如松父子等名将。
且明朝这些文臣之所以得以成命,却也非是亲自领兵上阵,他们的成功都不以善用兵自诩,而是着重于选将任能、筹措粮秣以及厉行赏罚,确切的说是知将,而不是知兵。
如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于谦,在保卫北京的过程中大胆启用陶瑾、高礼、孙镗等将领,并调集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立即奔赴顺天府,依次经营筹画部署。
针对北京城内军械不足,于谦一方面命令工部加紧赶制,一面将南京库存兵器的调入北京,补充守城部队。甚至还派人到土木堡收集明军溃败时丢弃的军械。
在粮食储备和运输方面,于谦一方面征集大车命令官军去运粮,一方面向京城内的百姓发出告示,谁愿意出城抢运粮食,在得到运费的同时,每运二十石粮食还会奖励一两银子。几天功夫,通州粮仓的粮食全部被运到京城储存起来,充足的粮食储备稳定了军心民心。
于谦准许官兵预支半年军饷的做法更让全军上下欢呼雀跃。正是凭借着兵力和物资储备上的优势,明军一扫“土木堡之败”后的颓势。最终在北京城下击退了来势汹汹的瓦剌大军。
嘉靖年间受命清剿倭寇的名臣胡宗宪,同样慧眼识人。他重用的俞大猷、戚继光等均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成为抗倭前线的中流砥柱。只是胡宗宪权柄有限,还需要亲自带兵前去救火。但与指挥不动一线的胡宗宪相比,张居正的御下之术可谓登峰造极。
在培养和信用戚继光、李成梁两员名将时,张居正经常给予敲打。如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原本立功,下面巡抚已为他申请封爵,张居正却亲自导演了李成梁所部“杀良冒功”的政治风波,又并不继续追责,给予希望。
眼看胡萝卜近在咫尺,李成梁只能兢兢业业,积累战功终于在“东昌堡大捷”后,在张居正授意下,辽东巡抚上奏为李成梁请功。万历七年五月,明神宗朱翊钧下旨册封李成梁为“岁支禄米八百石”的宁远伯,并特许其一子可以世袭卫所指挥使一职。
此时的李成梁表现得颇为恭顺,竟主动上奏请辞。明神宗朱翊钧为此特意批示:“(李成)梁屡立奇功,加恩非滥,谕殚忠奋勇,以图报称,不允辞”。这种让武将毕恭毕敬、不敢造成的本事,是文人知兵的典范。
而让后世最为崇拜的,则是清末以文人统兵的曾国藩。其本人并不善军事,这才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典故。但他的能力在于善用人、善筹划。最终一手打造出一支颇为强大的湘军。当然,此时已经是洋枪洋炮的时代,武勇已经过时,战争打的是武器和后勤。
纵观中国历史,文人确实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家。但理论上的知识距离成功实践终究还有很大的距离。更何况战争本就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博弈,并非个人的天赋、努力与否能决定的。
因此,在历史上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如王阳明、曾国藩等真正在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文臣,他们所具备的优势从来不是“知兵”,而是“知人”“用人”和“会作人”。武将们呢?他们在“重文轻武”的千年魔咒禁锢下,逐渐失去了精气神,成了赳赳武夫,在“文臣知兵”的大环境下任由摆布,成了冲锋陷阵的工具人。
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到了宋明时期,最优秀的人才是一心一意科举做官,不愿意去当兵,毕竟武职空间有限,地位又低,实在是挺郁闷。事实上,为了打仗,正是在重文轻武的宋朝开始了“武举”。
比试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武举制度臻于规整。当时,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还要考问军事策略,比如孙子兵法。所谓的“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把军事谋略置于军事技术之上,如果在谋略上考试不及格,不能参加武试。
值得一提的是明后期也出过一位如应节严般文武通材——熊廷弼,据说,熊廷弼先是万历某科湖广武乡试第一名,后弃武从文,又中万历丁酉湖广乡试第一名,次年登进士。
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熊大人,当了兵部右侍郎、辽东经略,一度让后金的努尔哈赤的攻势受阻。他招集流亡,整肃军令,制造兵器,巩固守备,让后金一方一筹莫展。但最终其与广宁巡抚王化贞不和,终致兵败溃败,坐罪下狱。
所以赵昺只能叹口气曰:文臣知兵谈何容易,而儒将也不等于文臣……
王钦听了赵昺的话,好感大增,其虽然没有明着帮自己说话,可也没有‘屈服’于两个读书人的‘淫威’,让他们不要想着当什么儒将,而是将让他们一边凉快,该干嘛干嘛去。至于另外两位读书人自然感觉受到了奚落,却也碍于面子不好说什么重话,只好结束了这个话题。
此时时间已有些晚了,加之刚才的争执大家没有翻脸,却也让几个人有些尴尬,于是便草草散了。赵昺出了屋,信步向自家的营地走去,而余光扫过,便见身后有人从暗处闪出,若即若离的跟在身后,看他进了院子才离开。
皇帝可以与大家同甘共苦,但大家却不敢怠慢,还是给陛下安排了个单间,用屏风将大通屋隔成了内外三间,让陛下住的舒服些。赵昺洗漱完毕,又批阅了几份紧急公文,便没有再出去,更衣睡下了。
昨晚没休息好,今天又喝了点儿酒,赵昺本觉得有些困意。北方寒冷,军营中为了御寒睡得都是火炕。他上辈子是北方人,但他生活的年代城市中早就淘汰了火炕,只是偶尔回乡下才能享受两天。但这辈子在无冬的琼州待了十年,此后又一直在江南,还没有睡过大炕。
可能大家怕皇帝晚上受寒,毫不吝啬柴禾,将炕烧的很热。赵昺初时还觉得烙的浑身舒服,很是解乏。可时间不长便有些受不了了,让人加了两床褥子,可还是浑身燥热,翻来覆去的‘烙饼’,那点儿倦意也随之没了。
想着今天酒桌的争执,赵昺觉得有些意思。而今赵昺收复的国土越来越大,人口也随之增多,不比在琼州时,岛南放个屁,岛西都能闻到。他那时可以轻易的了解到各种大事小情,知道人们所思所想。
可现在赵昺高高在上,别说底层的声音,就是京畿之外的事情都难以了解,那些‘小事’早就被各级官员压住了,根本传不到他的耳朵里,所以说现在他管的都是军国大事,统领全局,无法了解基层官员和百姓所想。
这次赵昺隐于军伍之中,厮混于那些芝麻大小的官吏及夫役之中,却难得接触到了基层官吏的生活,体会到了他们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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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不是赵昺的臆断和偏见。因为行朝成立于国破家亡之际,混乱的情况下也顾不得许多,可以说文武齐上阵,如陆秀夫曾在陈宜中出走后主持军政、文天祥以副相身份在江西组织义勇抗元、陈则翁则是以广东路转运使的身份在广州抗元等等,可以说朝中许多文臣都有领兵的经历。
但是文臣领兵的结局大多不妙,文天祥被斩于大都,各地的抗元力量逐步被剿灭,若非赵昺穿越而来,陆秀夫便背着幼帝蹈海殉国,大宋最后一丝余晖坠于崖山。就这段历史而言,他以为所谓文臣领兵就不大靠谱。
赵昺以为这失败的板子也不能都打在这些文臣身上,而是隋唐之后的制度问题,让文臣知兵失去了成长的环境。宋朝的重文轻武,逐渐发展成文臣领导武将、武将带领士兵的局面,让这些读书人直接指挥士兵上阵冲锋,也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所以说隋唐之后文臣知兵就是个笑话,而入宋后除了太祖,历代皇帝也都是只会纸上谈兵,可还要每逢大战授阵图,如此军事指挥制度下就可以想象大宋败亡其实也不算太冤。但也有人会说,明朝重文轻武比之宋朝更甚,可以称得上是‘以文驭武’,可知兵的文臣却层出不穷。
可是赵昺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在明代‘知兵’的文臣真正成功的仅有于谦、胡宗宪、张居正等人,即便加上一个所谓文可定国,武可安邦的异类卢象升,也是屈指可数,数量远远少于和他们同时代的如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李如松父子等名将。
且明朝这些文臣之所以得以成命,却也非是亲自领兵上阵,他们的成功都不以善用兵自诩,而是着重于选将任能、筹措粮秣以及厉行赏罚,确切的说是知将,而不是知兵。
如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于谦,在保卫北京的过程中大胆启用陶瑾、高礼、孙镗等将领,并调集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立即奔赴顺天府,依次经营筹画部署。
针对北京城内军械不足,于谦一方面命令工部加紧赶制,一面将南京库存兵器的调入北京,补充守城部队。甚至还派人到土木堡收集明军溃败时丢弃的军械。
在粮食储备和运输方面,于谦一方面征集大车命令官军去运粮,一方面向京城内的百姓发出告示,谁愿意出城抢运粮食,在得到运费的同时,每运二十石粮食还会奖励一两银子。几天功夫,通州粮仓的粮食全部被运到京城储存起来,充足的粮食储备稳定了军心民心。
于谦准许官兵预支半年军饷的做法更让全军上下欢呼雀跃。正是凭借着兵力和物资储备上的优势,明军一扫“土木堡之败”后的颓势。最终在北京城下击退了来势汹汹的瓦剌大军。
嘉靖年间受命清剿倭寇的名臣胡宗宪,同样慧眼识人。他重用的俞大猷、戚继光等均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成为抗倭前线的中流砥柱。只是胡宗宪权柄有限,还需要亲自带兵前去救火。但与指挥不动一线的胡宗宪相比,张居正的御下之术可谓登峰造极。
在培养和信用戚继光、李成梁两员名将时,张居正经常给予敲打。如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原本立功,下面巡抚已为他申请封爵,张居正却亲自导演了李成梁所部“杀良冒功”的政治风波,又并不继续追责,给予希望。
眼看胡萝卜近在咫尺,李成梁只能兢兢业业,积累战功终于在“东昌堡大捷”后,在张居正授意下,辽东巡抚上奏为李成梁请功。万历七年五月,明神宗朱翊钧下旨册封李成梁为“岁支禄米八百石”的宁远伯,并特许其一子可以世袭卫所指挥使一职。
此时的李成梁表现得颇为恭顺,竟主动上奏请辞。明神宗朱翊钧为此特意批示:“(李成)梁屡立奇功,加恩非滥,谕殚忠奋勇,以图报称,不允辞”。这种让武将毕恭毕敬、不敢造成的本事,是文人知兵的典范。
而让后世最为崇拜的,则是清末以文人统兵的曾国藩。其本人并不善军事,这才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典故。但他的能力在于善用人、善筹划。最终一手打造出一支颇为强大的湘军。当然,此时已经是洋枪洋炮的时代,武勇已经过时,战争打的是武器和后勤。
纵观中国历史,文人确实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家。但理论上的知识距离成功实践终究还有很大的距离。更何况战争本就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博弈,并非个人的天赋、努力与否能决定的。
因此,在历史上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如王阳明、曾国藩等真正在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文臣,他们所具备的优势从来不是“知兵”,而是“知人”“用人”和“会作人”。武将们呢?他们在“重文轻武”的千年魔咒禁锢下,逐渐失去了精气神,成了赳赳武夫,在“文臣知兵”的大环境下任由摆布,成了冲锋陷阵的工具人。
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到了宋明时期,最优秀的人才是一心一意科举做官,不愿意去当兵,毕竟武职空间有限,地位又低,实在是挺郁闷。事实上,为了打仗,正是在重文轻武的宋朝开始了“武举”。
比试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武举制度臻于规整。当时,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还要考问军事策略,比如孙子兵法。所谓的“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把军事谋略置于军事技术之上,如果在谋略上考试不及格,不能参加武试。
值得一提的是明后期也出过一位如应节严般文武通材——熊廷弼,据说,熊廷弼先是万历某科湖广武乡试第一名,后弃武从文,又中万历丁酉湖广乡试第一名,次年登进士。
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熊大人,当了兵部右侍郎、辽东经略,一度让后金的努尔哈赤的攻势受阻。他招集流亡,整肃军令,制造兵器,巩固守备,让后金一方一筹莫展。但最终其与广宁巡抚王化贞不和,终致兵败溃败,坐罪下狱。
所以赵昺只能叹口气曰:文臣知兵谈何容易,而儒将也不等于文臣……
王钦听了赵昺的话,好感大增,其虽然没有明着帮自己说话,可也没有‘屈服’于两个读书人的‘淫威’,让他们不要想着当什么儒将,而是将让他们一边凉快,该干嘛干嘛去。至于另外两位读书人自然感觉受到了奚落,却也碍于面子不好说什么重话,只好结束了这个话题。
此时时间已有些晚了,加之刚才的争执大家没有翻脸,却也让几个人有些尴尬,于是便草草散了。赵昺出了屋,信步向自家的营地走去,而余光扫过,便见身后有人从暗处闪出,若即若离的跟在身后,看他进了院子才离开。
皇帝可以与大家同甘共苦,但大家却不敢怠慢,还是给陛下安排了个单间,用屏风将大通屋隔成了内外三间,让陛下住的舒服些。赵昺洗漱完毕,又批阅了几份紧急公文,便没有再出去,更衣睡下了。
昨晚没休息好,今天又喝了点儿酒,赵昺本觉得有些困意。北方寒冷,军营中为了御寒睡得都是火炕。他上辈子是北方人,但他生活的年代城市中早就淘汰了火炕,只是偶尔回乡下才能享受两天。但这辈子在无冬的琼州待了十年,此后又一直在江南,还没有睡过大炕。
可能大家怕皇帝晚上受寒,毫不吝啬柴禾,将炕烧的很热。赵昺初时还觉得烙的浑身舒服,很是解乏。可时间不长便有些受不了了,让人加了两床褥子,可还是浑身燥热,翻来覆去的‘烙饼’,那点儿倦意也随之没了。
想着今天酒桌的争执,赵昺觉得有些意思。而今赵昺收复的国土越来越大,人口也随之增多,不比在琼州时,岛南放个屁,岛西都能闻到。他那时可以轻易的了解到各种大事小情,知道人们所思所想。
可现在赵昺高高在上,别说底层的声音,就是京畿之外的事情都难以了解,那些‘小事’早就被各级官员压住了,根本传不到他的耳朵里,所以说现在他管的都是军国大事,统领全局,无法了解基层官员和百姓所想。
这次赵昺隐于军伍之中,厮混于那些芝麻大小的官吏及夫役之中,却难得接触到了基层官吏的生活,体会到了他们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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