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7章 ‘邪念’
应节严的话让赵昺陷入沉思之中,他十分清楚若是不能妥善处理‘诏书’事件将是后患无穷,此次自己可以驳回劝降诏书,或是置之不理。但下一次呢?谢太后联合小皇帝再度联合布一个废黜自己的诏书,并公布天下,那自己皇家正统的地位就会遭受挑战,由国之遗脉变成了流贼草寇。
另一个可能便是忽必烈为牵制自己重新将废帝赵显复立,将其作为一个傀儡统治大宋遗民。当年女真人就曾经用此方式‘威吓’赵构,让其不敢动北伐,而是偏安于江南,直至徽钦二帝先后死去威胁才逐渐消除。而今蒙古人正盛,以此种方式威胁自己的可能性极低,但难保哪天自己翻过身来的时候其不用此策。
为绝后患,赵昺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将谢太后及皇兄赵昰废黜,开出宗籍,独树自己为大宋正统,皇家唯一的遗脉。这样一来便使忽必烈无法再利用他们挟制行朝,也向天下表明自己抗元复宋的决心,同时有利于号召全国的反元力量团结在行朝之下共同对敌。
这样做当然同样有副作用,先是将自己置于险地,忽必烈不可能放过反抗其的势力存在,必定是除之而后快;再者废黜诏书一,那么谢太后和德祐帝的利用价值将大大降低,那忽必烈还能容他们存在吗?不过赵昺想来事情都有两面性:
一方面忽必烈可能会将两个无用之人杀掉,以免浪费财帛;另一方面,忽必烈为彰显自己的大度,也觉得他们不会再为反元势力利用,那反而会放松对他们的监管,继续予以善待,这对于被罢黜的谢太后及一众被出籍的宗室未必不是好事。
赵昺现在虽然已经不是初到大宋,对政治懵懂无知的小子。经过这段时间的明争暗斗及腥风血雨,他在这大酱缸中也算了打了几个滚儿了,迅成熟起来。明白搞政治不仅是手握强兵就能掌握一切肆意而为的,将那些异己及持不同政见者杀了便能一了百了的,那样只会让人心离散,众叛亲离的。
因此废黜谢太后及德祐帝的封号并不是简单的一道诏书的问题,而是牵一而动全身的事情。这是为其好的话私下里说说还行,是无法拿到桌面上说,也更无法服众。而中国人自古重视孝道及家庭伦理自不必说,兄弟之情被视为仅次于父子之道的一种关系,《三字经》里就反复强化着这种观念,如曰:“弟于长,宜先知。孝悌,次见闻”;“手足情,血浓水”等等。
但在历史的展、朝代的更迭中,赵昺知道并非都是兄谦弟恭和平交接的,更多的是伴随着父子相残、兄弟反目,上演出一幕幕家庭人伦悲剧。不过他也知道这种残酷的交替更让并非全为世人诟病,史家批判,其中仍不乏赞赏,夸耀之词。这正是因为还有‘政治正确’是否的政治伦理存在。比如周公诛管、蔡之事,杀弟可能不对,但在政治上却是典范,为后人称颂。
“三位爱卿,朕以为太皇太后及德祐帝已然甘心侍敌,应罢黜其封号,收回玉册!”赵昺考虑良久,喝了口茶正色言道。
“陛下,如此做恐为天下人诟病,落得不孝之名,还请陛下打消此邪念!”小皇帝话一出口,刚刚言辞最为激烈的邓光荐却反映最激烈,立刻起身道。
“邓卿经常教导朕,国事行的是大义,家事与之相较却是小义。如今太皇太后枉顾大宋昔日之恩,屡次下诏令各地出降,自毁家国。今又遣使下诏让朕弃国降元,已然有违大义。朕如此虽有违孝道,但为国为民也只能行这忤逆之事了,世人不解若有怨言,朕也只能承受了!”赵昺肃然道,眼中却也是泪花滚滚。
说心里话,赵昺来的晚些与那二人连面都没见过,感情更谈不上,可想想亡国毁家之责要他们去承受。被人胁迫写封降诏要落得叛逆之名,可自己明知其身不由己还要再插上一刀,说起来也够损的,让他心中还是十分不安的。但是于公于私自己都只能这样做,才能扫平前方已有的或是可能出现的障碍。
“这……陛下虽为大义,太皇太后及德祐帝却也多有无奈,应是权宜之计,为此就收回玉册,将其出籍,臣以为不妥。”以汝之矛攻汝之盾,小皇帝的话将邓光荐噎得说不出话来,也心知其说的不假,但还是难过心中这道坎,继续辩解道。
“中甫,吾以为陛下以大义为先,罢其封号,消去其籍,并无不妥。”江璆接过话道。
“宗保之语,吾不敢苟同。陛下若如此处置,定会留于史籍,弃母兄的不孝之名再难除去!”邓光荐又争辩道。
“二位爱卿不必争论,若是能复我大宋,朕即便落些污名又有何妨。而朕此时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又何必在此争论不休呢?”赵昺知道两人的经历不同,自然是得出的结论不同。江璆举家赴难,前赴后继,家中子弟死伤无数,为国弃家何谈尽孝,行的正是正是大义。而邓光荐却无此经历,又是典型的儒者,重的是名誉和他人的看法。所以就是争论三天三夜也不会有结果的。
“陛下之言有理。当年周公诛杀管叔、蔡叔,由此周室得安;季友鸩杀叔牙而鲁国宁。唐太宗杀兄弑弟而继位,打下大唐盛世之基,后人又有几人言其过!”应节严这时说了话,且说出来的让人无法争辩。
“唉,世事如此,朕为了天下也只能暂且委屈太皇太后和皇兄了,待复国之时,朕定会重新收入宗籍,恢复封号!”赵昺听了面色悲戚地叹口气道。而心中却是暗乐,这世道就是强者为王,哪里有什么正义,都是胜利者的遮羞布罢了……
赵昺算是知道了,对于每一帝王登基学习圣王之道,都不会绕过那些亡国之君以吸取失败的原因,但秦皇汉武这些成功的之人也是学习的榜样。而他当然也不能免俗,既是必修的功课,也是需要揣摩的对象。人们都说站的高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他现在站在了俯视众生的高点,对史籍记载也就有着自己的解读。
以赵昺看来,在古代的礼法中的已然确定了兄弟之间的关系——重长幼。长幼即尊卑即是一种天然的稳定次序,而中国承袭制度也就很早便确立了长子继承制以及“立长不立贤”的原则。与“贤能”相比,长幼之序更加重要。
单就玄武门之变的对决双方而言,功业伟大的李世民实际上已经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囚徒,于是他试图从政治伦理中突围。他是贤(他功劳最大),而李建成的优势在于他是长。李世民固然贤,但却除了以血腥的手段消除他的兄长,是根本不可能继承帝位的,因此杀兄弑弟是他不二的选择,所谓的公义不过皆是借口。
而政治永远是法律与道义的免疫之地。李世民弑兄、杀弟,却被立为皇太子,继承了大位,没有罚,只有奖,而且是倾国之奖,最终将整个帝国都奖给了他。自从弑兄杀弟以后,李世民也曾深受良心谴责,又受到群臣对禅位合法性的质疑,以致噩梦不断,要让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给自己当门房才睡的着觉。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者被清除,局势也稳定了。大权在握的李世民也逐渐从愧疚中摆脱出来,而且时愈久,气愈壮了。然后他对玄武门之变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求正统之名,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加分。为此对房玄龄说:“周公诛杀其弟管叔、蔡叔,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此时,他已将杀建成、元吉比作周公诛其弟管叔和蔡叔,是安国利民的大义灭亲之举——这块牌坊立的!
经这么一升华,黑钱洗白了,“伪钞制造者”自然也心气和畅、心中光明,甚至不怕“露富”于众了。李世民主动将这件事公之于众,是因为他是聪明人,他深知,玄武门之变可瞒一时,不可瞒一世。与其待后人纷纷议论,加他之罪,还不如由他亲口做一个布,为己正名,封堵后人之嘴。于是他说:“公明正大之事,史官执笔,何必故意隐讳?”他要求:“立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当然,李世民所谓的直书,也不能就认为是‘真’的可以‘乱写’,其实是只准按照他设定的议程来直书的,事实上,正是自此始由官方主持修纂史书,从此史学便为朝廷之奴隶了!他这样做也就是给兄弟阋墙这件不义之事蒙上一张大义的外皮,让人们不仅不指责他,反要像歌颂周公那样歌颂他。看看,这就是历史上常言的不能让君王随便翻阅本朝国史的原因,皇帝看到不满意的地方,便会情不自禁地使用权力加以篡改,那还有真史吗?!
自唐太宗李世民给玄武门之变定了调子,这块唐初的言论禁区也就开放了,包括著名的《贞观政要》都记载了李世民给房玄龄的那段大义凛然、毫无“虚心”的训词。由于唐太宗功业太著、名声太盛许多人宁愿相信他的解释,李建成传中就写下“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这样的不实之词。甚至有人说,如果以‘残忍’的建成为天子,‘凶狂’的元吉为辅,唐必亡国。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李世民的自辩词,范祖禹就说李世民杀建成、元吉,根本不能等同于周公杀管叔、蔡叔,管、蔡勾结殷商残余势力,并且流言诽谤周公,不是周公要杀他们,而是天下人要杀他们。可是建成、元吉何罪?实是李世民自己要杀死他们,而不是天下人要杀死他们,他是为了一己之私才那么做的,因而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至于信谁的,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说白了其实是看其中所言对自己是否有利了。断章取义,歪曲其意……都是惯用的手法,当年孔圣人不也变成了臭老九,被推下了圣坛,挖坟掘墓,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吗?而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后谁又敢保其又不会重新被捧上天去呢……
“陛下,仅凭一纸招降诏书便罢黜太皇太后,还需谨慎一些,否则恐难以服众。”邓光荐想了想,觉的小皇帝和应节严说的都有理,可又觉得其中缺少点什么。
“中甫,可知当年城陷之后,太皇太后和德祐帝所颁布的诏书吗?”江璆反问道。
“吾还记的,时人有言诏书无玉玺压印,只有太皇太后御笔花押,因此质疑其为伪诏,不能作为受命之凭。”邓光荐言道。
“嗯,我确看过此诏,确如中甫所说。而按照规矩降书上应由宰相同署,其上也无。传言伯颜曾请被扣于其营中的文相在降书上同署,却遭文相严词拒绝,因而有军民认为此乃伪诏,并不认可。!”江璆言道。
“可这次却是不同了!”这时应节严插言道。
“哦,其中还有不明之处?”邓光荐惊讶地道,而赵昺和江璆也惊讶地看向应节严,不知道其有什么现。
“请陛下赐诏书一阅!”应节严向皇帝拱拱手道。
“好!”赵昺让刘灵取来诏书,在案上展开,其他三人也凑了过来。
“陛下和各位请看!”应节严戴上老花镜浏览一遍后,用手指点着文末道。
“瀛国公之印,寿春郡夫人之印,至元十六年七月,他们用的是伪号!”邓光荐轻声念罢,惊讶地看向应节严。
“不错!”应节严点点头。
大家一阵沉默,他们都知道瀛国公和寿春郡夫人乃是赵显和谢道清被押送到大都后,忽必烈给他们的封号,他们在信中如此自称并加盖印玺就大大的不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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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可能便是忽必烈为牵制自己重新将废帝赵显复立,将其作为一个傀儡统治大宋遗民。当年女真人就曾经用此方式‘威吓’赵构,让其不敢动北伐,而是偏安于江南,直至徽钦二帝先后死去威胁才逐渐消除。而今蒙古人正盛,以此种方式威胁自己的可能性极低,但难保哪天自己翻过身来的时候其不用此策。
为绝后患,赵昺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将谢太后及皇兄赵昰废黜,开出宗籍,独树自己为大宋正统,皇家唯一的遗脉。这样一来便使忽必烈无法再利用他们挟制行朝,也向天下表明自己抗元复宋的决心,同时有利于号召全国的反元力量团结在行朝之下共同对敌。
这样做当然同样有副作用,先是将自己置于险地,忽必烈不可能放过反抗其的势力存在,必定是除之而后快;再者废黜诏书一,那么谢太后和德祐帝的利用价值将大大降低,那忽必烈还能容他们存在吗?不过赵昺想来事情都有两面性:
一方面忽必烈可能会将两个无用之人杀掉,以免浪费财帛;另一方面,忽必烈为彰显自己的大度,也觉得他们不会再为反元势力利用,那反而会放松对他们的监管,继续予以善待,这对于被罢黜的谢太后及一众被出籍的宗室未必不是好事。
赵昺现在虽然已经不是初到大宋,对政治懵懂无知的小子。经过这段时间的明争暗斗及腥风血雨,他在这大酱缸中也算了打了几个滚儿了,迅成熟起来。明白搞政治不仅是手握强兵就能掌握一切肆意而为的,将那些异己及持不同政见者杀了便能一了百了的,那样只会让人心离散,众叛亲离的。
因此废黜谢太后及德祐帝的封号并不是简单的一道诏书的问题,而是牵一而动全身的事情。这是为其好的话私下里说说还行,是无法拿到桌面上说,也更无法服众。而中国人自古重视孝道及家庭伦理自不必说,兄弟之情被视为仅次于父子之道的一种关系,《三字经》里就反复强化着这种观念,如曰:“弟于长,宜先知。孝悌,次见闻”;“手足情,血浓水”等等。
但在历史的展、朝代的更迭中,赵昺知道并非都是兄谦弟恭和平交接的,更多的是伴随着父子相残、兄弟反目,上演出一幕幕家庭人伦悲剧。不过他也知道这种残酷的交替更让并非全为世人诟病,史家批判,其中仍不乏赞赏,夸耀之词。这正是因为还有‘政治正确’是否的政治伦理存在。比如周公诛管、蔡之事,杀弟可能不对,但在政治上却是典范,为后人称颂。
“三位爱卿,朕以为太皇太后及德祐帝已然甘心侍敌,应罢黜其封号,收回玉册!”赵昺考虑良久,喝了口茶正色言道。
“陛下,如此做恐为天下人诟病,落得不孝之名,还请陛下打消此邪念!”小皇帝话一出口,刚刚言辞最为激烈的邓光荐却反映最激烈,立刻起身道。
“邓卿经常教导朕,国事行的是大义,家事与之相较却是小义。如今太皇太后枉顾大宋昔日之恩,屡次下诏令各地出降,自毁家国。今又遣使下诏让朕弃国降元,已然有违大义。朕如此虽有违孝道,但为国为民也只能行这忤逆之事了,世人不解若有怨言,朕也只能承受了!”赵昺肃然道,眼中却也是泪花滚滚。
说心里话,赵昺来的晚些与那二人连面都没见过,感情更谈不上,可想想亡国毁家之责要他们去承受。被人胁迫写封降诏要落得叛逆之名,可自己明知其身不由己还要再插上一刀,说起来也够损的,让他心中还是十分不安的。但是于公于私自己都只能这样做,才能扫平前方已有的或是可能出现的障碍。
“这……陛下虽为大义,太皇太后及德祐帝却也多有无奈,应是权宜之计,为此就收回玉册,将其出籍,臣以为不妥。”以汝之矛攻汝之盾,小皇帝的话将邓光荐噎得说不出话来,也心知其说的不假,但还是难过心中这道坎,继续辩解道。
“中甫,吾以为陛下以大义为先,罢其封号,消去其籍,并无不妥。”江璆接过话道。
“宗保之语,吾不敢苟同。陛下若如此处置,定会留于史籍,弃母兄的不孝之名再难除去!”邓光荐又争辩道。
“二位爱卿不必争论,若是能复我大宋,朕即便落些污名又有何妨。而朕此时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又何必在此争论不休呢?”赵昺知道两人的经历不同,自然是得出的结论不同。江璆举家赴难,前赴后继,家中子弟死伤无数,为国弃家何谈尽孝,行的正是正是大义。而邓光荐却无此经历,又是典型的儒者,重的是名誉和他人的看法。所以就是争论三天三夜也不会有结果的。
“陛下之言有理。当年周公诛杀管叔、蔡叔,由此周室得安;季友鸩杀叔牙而鲁国宁。唐太宗杀兄弑弟而继位,打下大唐盛世之基,后人又有几人言其过!”应节严这时说了话,且说出来的让人无法争辩。
“唉,世事如此,朕为了天下也只能暂且委屈太皇太后和皇兄了,待复国之时,朕定会重新收入宗籍,恢复封号!”赵昺听了面色悲戚地叹口气道。而心中却是暗乐,这世道就是强者为王,哪里有什么正义,都是胜利者的遮羞布罢了……
赵昺算是知道了,对于每一帝王登基学习圣王之道,都不会绕过那些亡国之君以吸取失败的原因,但秦皇汉武这些成功的之人也是学习的榜样。而他当然也不能免俗,既是必修的功课,也是需要揣摩的对象。人们都说站的高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他现在站在了俯视众生的高点,对史籍记载也就有着自己的解读。
以赵昺看来,在古代的礼法中的已然确定了兄弟之间的关系——重长幼。长幼即尊卑即是一种天然的稳定次序,而中国承袭制度也就很早便确立了长子继承制以及“立长不立贤”的原则。与“贤能”相比,长幼之序更加重要。
单就玄武门之变的对决双方而言,功业伟大的李世民实际上已经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囚徒,于是他试图从政治伦理中突围。他是贤(他功劳最大),而李建成的优势在于他是长。李世民固然贤,但却除了以血腥的手段消除他的兄长,是根本不可能继承帝位的,因此杀兄弑弟是他不二的选择,所谓的公义不过皆是借口。
而政治永远是法律与道义的免疫之地。李世民弑兄、杀弟,却被立为皇太子,继承了大位,没有罚,只有奖,而且是倾国之奖,最终将整个帝国都奖给了他。自从弑兄杀弟以后,李世民也曾深受良心谴责,又受到群臣对禅位合法性的质疑,以致噩梦不断,要让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给自己当门房才睡的着觉。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者被清除,局势也稳定了。大权在握的李世民也逐渐从愧疚中摆脱出来,而且时愈久,气愈壮了。然后他对玄武门之变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求正统之名,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加分。为此对房玄龄说:“周公诛杀其弟管叔、蔡叔,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此时,他已将杀建成、元吉比作周公诛其弟管叔和蔡叔,是安国利民的大义灭亲之举——这块牌坊立的!
经这么一升华,黑钱洗白了,“伪钞制造者”自然也心气和畅、心中光明,甚至不怕“露富”于众了。李世民主动将这件事公之于众,是因为他是聪明人,他深知,玄武门之变可瞒一时,不可瞒一世。与其待后人纷纷议论,加他之罪,还不如由他亲口做一个布,为己正名,封堵后人之嘴。于是他说:“公明正大之事,史官执笔,何必故意隐讳?”他要求:“立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当然,李世民所谓的直书,也不能就认为是‘真’的可以‘乱写’,其实是只准按照他设定的议程来直书的,事实上,正是自此始由官方主持修纂史书,从此史学便为朝廷之奴隶了!他这样做也就是给兄弟阋墙这件不义之事蒙上一张大义的外皮,让人们不仅不指责他,反要像歌颂周公那样歌颂他。看看,这就是历史上常言的不能让君王随便翻阅本朝国史的原因,皇帝看到不满意的地方,便会情不自禁地使用权力加以篡改,那还有真史吗?!
自唐太宗李世民给玄武门之变定了调子,这块唐初的言论禁区也就开放了,包括著名的《贞观政要》都记载了李世民给房玄龄的那段大义凛然、毫无“虚心”的训词。由于唐太宗功业太著、名声太盛许多人宁愿相信他的解释,李建成传中就写下“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这样的不实之词。甚至有人说,如果以‘残忍’的建成为天子,‘凶狂’的元吉为辅,唐必亡国。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李世民的自辩词,范祖禹就说李世民杀建成、元吉,根本不能等同于周公杀管叔、蔡叔,管、蔡勾结殷商残余势力,并且流言诽谤周公,不是周公要杀他们,而是天下人要杀他们。可是建成、元吉何罪?实是李世民自己要杀死他们,而不是天下人要杀死他们,他是为了一己之私才那么做的,因而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至于信谁的,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说白了其实是看其中所言对自己是否有利了。断章取义,歪曲其意……都是惯用的手法,当年孔圣人不也变成了臭老九,被推下了圣坛,挖坟掘墓,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吗?而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后谁又敢保其又不会重新被捧上天去呢……
“陛下,仅凭一纸招降诏书便罢黜太皇太后,还需谨慎一些,否则恐难以服众。”邓光荐想了想,觉的小皇帝和应节严说的都有理,可又觉得其中缺少点什么。
“中甫,可知当年城陷之后,太皇太后和德祐帝所颁布的诏书吗?”江璆反问道。
“吾还记的,时人有言诏书无玉玺压印,只有太皇太后御笔花押,因此质疑其为伪诏,不能作为受命之凭。”邓光荐言道。
“嗯,我确看过此诏,确如中甫所说。而按照规矩降书上应由宰相同署,其上也无。传言伯颜曾请被扣于其营中的文相在降书上同署,却遭文相严词拒绝,因而有军民认为此乃伪诏,并不认可。!”江璆言道。
“可这次却是不同了!”这时应节严插言道。
“哦,其中还有不明之处?”邓光荐惊讶地道,而赵昺和江璆也惊讶地看向应节严,不知道其有什么现。
“请陛下赐诏书一阅!”应节严向皇帝拱拱手道。
“好!”赵昺让刘灵取来诏书,在案上展开,其他三人也凑了过来。
“陛下和各位请看!”应节严戴上老花镜浏览一遍后,用手指点着文末道。
“瀛国公之印,寿春郡夫人之印,至元十六年七月,他们用的是伪号!”邓光荐轻声念罢,惊讶地看向应节严。
“不错!”应节严点点头。
大家一阵沉默,他们都知道瀛国公和寿春郡夫人乃是赵显和谢道清被押送到大都后,忽必烈给他们的封号,他们在信中如此自称并加盖印玺就大大的不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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