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3章 动荡始现
这颗充满传奇色彩的夜明珠一现身,很快就在江湖上传开,并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有人以重金求得,但是转眼人头落地;而得手者往往还未捂热乎就又以易手,化作一缕冤魂;更有江湖巨盗卷入其中,生多次火拼。反正不知道辗转了多少人之手,又有多少人为此丧命。
最后有一江南大商以三百万贯巨款购得,其不知是怕招祸,还是为人所迫,便将夜明珠献给了太子真金。而真金为人比较谨慎,召集僚属考证了,经过多番论证后,他们以为无论从做工,还是附带的饰物及其有关的记载可以认定是始皇陵中的故物。
得到确认后,真金不敢自留即刻送入宫中,忽必烈见后爱不释手,听闻有关传说后更是视若珍宝,将夜明珠悬于寝帐当中,日日沐浴于珠光之下。至此赵昺的计划才算初步完成,其中曲折既有他设计的,也有意外出现的,不过总算没有白费心思,且几经转卖他还了笔横财。
经过三年的等待,赵昺期望的结果终于出现了。根据探子送回的图像,他分析忽必烈在经过长时间的放射性辐射后,不仅得了辐射病,很可能还长了肿瘤,否则不会急剧消瘦。而以当前的医疗手段,尽管其坐拥天下也难以回天了,由此他判定忽必烈命不久矣!
根据探子们的进一步报告,忽必烈尽管已经病重,但是依然在二月前往蒙古旧地中都避暑,赵昺分析其一时养病,希望故乡的水土能让自己恢复健康;另外一点可能也想远离朝廷中的纷争,能获得暂时的安宁。其如此赵昺也很理解,在忽必烈的晚年,他的个人生活也遭遇了一连串的挫折和不幸,若是自己摊上了也会烦恼不已。
南必在察必去世后成为忽必烈的正妻。她是察必的一个远房亲戚。可能是察必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恶化后,亲自选定她做自己的继任者。南必与察必皇后同是出生于蒙古贵族弘吉剌氏族系,其父弘吉剌仙童是元代名臣济宁郡王纳陈万户的孙子。
至元二十年,正值青春年华的南必被元世祖忽必烈立为皇后,接替了其曾姑母察必正宫娘娘的职位,而其已是六十八岁高龄,。据说南必算得上是贤惠厚德、知书达礼之人,遗憾的是其曾姑母察必皇后太贤明了,她和这样贤德的皇后比较起来,各方面仍显得略逊一筹。而她们都是侍奉同一个君主,孰高孰低自然是很好区分的。
南必正是青春旺盛期,年岁已高的忽必烈难免力不从心的冷落了其。而老而风流的忽必烈经常找借口外出避暑游幸上都开平府,他绝不带南必皇后随行,原来上都内旧有妃嫔大多都未跟随朝廷南迁。就这样,南必皇后在不冷不热中伴随忽必烈度苦春秋,生下的皇子铁蔑赤不久也夭折了。为了打时光,南必总想找点事干,便时时利用皇后的威权干预朝政,对朝中的大臣指手划脚,横施指令。
由于元朝对后宫的限制不太严密,忽必烈自感年迈,对后宫干政之势亦未予以制止。因此,对南必皇后参与朝政的做法听之任之,使得朝臣误认为是皇帝支持皇后这样做的。以致展到后来,南必常以皇帝春秋已高应多保重龙体为由,阻挡大臣面见皇帝奏事。朝廷内外皆有微词,无奈大臣们不能直接和皇帝对话,谁也无良策解决,在政治上已很有影响力,引起了太子真金的不满,常常向其抱怨。
另外老百姓命没了,不算大事,但府库空了,皇帝很头痛。想当年汉武帝令卫青、霍去病绝大漠,封狼居胥的壮举,却让汉朝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百姓生命损失惨重,府库为之一空。蒙元连年征战损耗同样巨大,而擅于理财的相阿哈玛被杀后一直未能找到一个敛财的能手顶替,现在桑格为其举荐了一位理财能手卢世荣,却又遭到群臣的反对,让忽必烈愤怒又无奈……
阿合马专政期间,世荣以贿赂进用,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阿合马死后,元廷之臣讳言财利事,均不能符合世祖的财政需求。于是,总制院使桑哥“荐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中国的官僚,从来不乏搜刮有术之辈。主意很快就有了,无外乎还是那三大法宝,第一,铁盐官营,第二,榷酒酤,第三,收算缗钱。
不过卢世荣做的更绝,其所言的“理财”诸法,主要是进一步加大官营(如酒、铁、海外贸易)或官商合营,而官取其利之大部。改革钞法,重新实施括铜铸至元钞,及制绫券,与钞参行。限制海外贸易,推行官本船。建立常平仓,稳定物价。这些措施有不少确是“裁抑权势侵利”,欲夺之归于政府,但不可否认同时也有过分征敛之处。
在赵昺看来,卢世荣的经济计划却更像是历代专卖之法与王安石的变法的大杂烩,多数政策都是炒冷饭,并没有多少创新。且其政策的基础是理财,而不是生财。也就是说实际上社会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其不过是将本应由皇室贵族及商贾所得的资产强行收归国库,创造出虚假的增长。而这种饮鸩止渴的财政政策对国家损害是极大的。
这当然不是赵昺妄言,而是有历史教训的。汉武帝数次征讨匈奴,四代人攒的家底让刘彻一下子就给糟蹋光了,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以获取更多的金钱完成自己的伟业。汉武帝之前,铁盐包括铸钱,都可以私营。民间可以煮盐、打铁买卖农具甚至兵器,当然如果得到官府特许,还可以开采铜矿,开炉铸钱。
现在,这些个挣大钱的事业,都被官家包了。盐的质次价高,反正你也得买,不买没盐吃。至于铁器,也是如此,反正你得用,想用就只有官家一个渠道,买回来的家伙不好使,只好将就。这样一来,国家资本主义告成,钱都直接给刮到官家的府库去了。
酒业原本也是打算国家经营的,但酒这东西,不像盐铁,百姓缺了不行,如果官营酒业造的酒,质量太差,会没有人买的,没法强迫消费。所以,只能放给民间经营,但是,国家强征酒租,这就是酒榷。这一项,又是一宗收入。
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是征税的。但是,这样的税,无论怎样提高,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于是开征算缗钱。所谓的缗,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一串一千千,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两万。算缗,是针对不动产的,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车辆征一算,政府规定好,让百姓自己去缴纳。
当然,百姓不傻,谁会主动缴纳呢?但官府有招儿。它规定如果谁不缴纳,或者少报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告了以后,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分给告者一半。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县,专办算缗之事。
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产之家,没有漏网的。告人的,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被人告。一时间,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顷。告缗,即告人们匿财不报,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财产就是那些财产,罗掘一空,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只能是竭泽而渔。水干,开始有大量的鱼,而后,鱼也就没了。于民争利,抢夺民财,利也就没了。所以,武帝末期之后,汉朝进入了好长一段的衰落期,直到汉宣帝时,改弦易辙,才稍稍恢复元气。
因此赵昺对于卢世荣的推出的经济改革并不看好,想当年王安石变法是在神宗皇帝的强力支持下推行的,但是仍然阻力重重,导致朝政不断,几度换相。虽一度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可神宗一死便无果而终,却引了持续十数年的党争,经济难以复苏,全仗蔡京搜刮有术才勉力维持,导致国家腐败,民不聊生,可以说是令宋走向衰亡的起点。
卢世荣虽然也得到了忽必烈的支持,声称“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嘱他“饮食起居间可自为防”。可谓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赵昺仍不看好,因为其错估了形势,且其的“理财”措施有许多因触犯了富豪势要的利益,根本行不通,何况他又是汉人,在等级地位上比起色目人阿合马又低了一等,使其处于比王安石更不利的地位。
所以赵昺对卢世荣并不看好,忽必烈的统治基础正是这些达官贵人和皇室宗族,关键时刻必定会站在他们一边,反而会将其推出去当替罪羊;另外当下蒙元太子真金已经参与朝政,而他对卢世荣十分厌恶,必定会从中作梗,且其对忽必烈实施的政策多有微词,其夹在中间必定是父子相争的牺牲品。
政治斗争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结果往往是一批人倒下,另一批人随之登上朝堂。这种斗争就像现代的‘化疗’一样不分良恶,将一切全部扑杀。同样政治清洗是以站队为标准的,凡是反对自己的不分良善,即使是当世奇才也会全部被打倒;反之只要支持自己的,哪怕是庸才、恶棍都能得到提拔,登上高位。
而这种结果对于国家的损害极大,不仅政策的频繁变动会造成社会动荡,人才的流矢,也会使国家大伤元气,往往需要多年的整顿才可修复。这也是赵昺不敢以激烈的方式进行体制改革的原因之一,可对于蒙元他倒是乐于看到,甚至十分期待看到忽必烈死后,真金能否顺利继承大统并控制朝政……
大家都知道历朝历代皇子对皇位的争夺都是极为残酷的,而赵昺也清楚蒙元政权统治中国有近百年的历史,其中皇帝的即位大多是依靠武力夺取的,虽然是皇族内部纷争,却非常的惨烈,不足百年的历史中,竟然出现了十多位皇帝,其中原因就是皇帝们多死于对皇位的争夺之中。
而这种争夺却是源自成吉思汗临死前留下的传位设计隐患,其对蒙古传位的方式作出了改变。照蒙古习俗,按幼子继承父业,而年长诸子则分析外出,自谋生计。可其指导思想是:蒙古帝国一定要有能力的人做大汗!但是他绝没有想到,正是他这种强悍想法导致了元朝百年历史中所有皇帝的更换,都循武力流血斗争之途。
蒙古人传位基本遵循兄死弟继,叔死侄承的传统,大汗生前会指定一位继承人,但是这位继承若想登基还需要但是要经过蒙古贵族们参加的“忽里台”大会选举确认的,否则是难以名正言顺的继位,而这也是各方势力的角斗场,往往是伴随着血雨腥风。
自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获得蒙古的统治权以后,就有姚枢、张雄飞等汉臣纷纷建议“建储副以重祚”、“早建储2”,即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来确保汗位继承。忽必烈最终采纳了汉臣的建议,于至元十年二月下诏立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三月十三日,派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举行册封仪式。
忽必烈以这种方式自然打破了蒙古传位的旧制,必然引起黄金家族其他成员的不满,这等于剥夺了他们继承汗位的希望,虽然在忽必烈的强势压制下敢怒不敢言,可其死后谁又说的清呢?而真金被立为储君,此刻也早已参与朝政,父子两人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而在赵昺的印象中好像真金并没有登上汗位就早于忽必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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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一江南大商以三百万贯巨款购得,其不知是怕招祸,还是为人所迫,便将夜明珠献给了太子真金。而真金为人比较谨慎,召集僚属考证了,经过多番论证后,他们以为无论从做工,还是附带的饰物及其有关的记载可以认定是始皇陵中的故物。
得到确认后,真金不敢自留即刻送入宫中,忽必烈见后爱不释手,听闻有关传说后更是视若珍宝,将夜明珠悬于寝帐当中,日日沐浴于珠光之下。至此赵昺的计划才算初步完成,其中曲折既有他设计的,也有意外出现的,不过总算没有白费心思,且几经转卖他还了笔横财。
经过三年的等待,赵昺期望的结果终于出现了。根据探子送回的图像,他分析忽必烈在经过长时间的放射性辐射后,不仅得了辐射病,很可能还长了肿瘤,否则不会急剧消瘦。而以当前的医疗手段,尽管其坐拥天下也难以回天了,由此他判定忽必烈命不久矣!
根据探子们的进一步报告,忽必烈尽管已经病重,但是依然在二月前往蒙古旧地中都避暑,赵昺分析其一时养病,希望故乡的水土能让自己恢复健康;另外一点可能也想远离朝廷中的纷争,能获得暂时的安宁。其如此赵昺也很理解,在忽必烈的晚年,他的个人生活也遭遇了一连串的挫折和不幸,若是自己摊上了也会烦恼不已。
南必在察必去世后成为忽必烈的正妻。她是察必的一个远房亲戚。可能是察必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恶化后,亲自选定她做自己的继任者。南必与察必皇后同是出生于蒙古贵族弘吉剌氏族系,其父弘吉剌仙童是元代名臣济宁郡王纳陈万户的孙子。
至元二十年,正值青春年华的南必被元世祖忽必烈立为皇后,接替了其曾姑母察必正宫娘娘的职位,而其已是六十八岁高龄,。据说南必算得上是贤惠厚德、知书达礼之人,遗憾的是其曾姑母察必皇后太贤明了,她和这样贤德的皇后比较起来,各方面仍显得略逊一筹。而她们都是侍奉同一个君主,孰高孰低自然是很好区分的。
南必正是青春旺盛期,年岁已高的忽必烈难免力不从心的冷落了其。而老而风流的忽必烈经常找借口外出避暑游幸上都开平府,他绝不带南必皇后随行,原来上都内旧有妃嫔大多都未跟随朝廷南迁。就这样,南必皇后在不冷不热中伴随忽必烈度苦春秋,生下的皇子铁蔑赤不久也夭折了。为了打时光,南必总想找点事干,便时时利用皇后的威权干预朝政,对朝中的大臣指手划脚,横施指令。
由于元朝对后宫的限制不太严密,忽必烈自感年迈,对后宫干政之势亦未予以制止。因此,对南必皇后参与朝政的做法听之任之,使得朝臣误认为是皇帝支持皇后这样做的。以致展到后来,南必常以皇帝春秋已高应多保重龙体为由,阻挡大臣面见皇帝奏事。朝廷内外皆有微词,无奈大臣们不能直接和皇帝对话,谁也无良策解决,在政治上已很有影响力,引起了太子真金的不满,常常向其抱怨。
另外老百姓命没了,不算大事,但府库空了,皇帝很头痛。想当年汉武帝令卫青、霍去病绝大漠,封狼居胥的壮举,却让汉朝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百姓生命损失惨重,府库为之一空。蒙元连年征战损耗同样巨大,而擅于理财的相阿哈玛被杀后一直未能找到一个敛财的能手顶替,现在桑格为其举荐了一位理财能手卢世荣,却又遭到群臣的反对,让忽必烈愤怒又无奈……
阿合马专政期间,世荣以贿赂进用,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阿合马死后,元廷之臣讳言财利事,均不能符合世祖的财政需求。于是,总制院使桑哥“荐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中国的官僚,从来不乏搜刮有术之辈。主意很快就有了,无外乎还是那三大法宝,第一,铁盐官营,第二,榷酒酤,第三,收算缗钱。
不过卢世荣做的更绝,其所言的“理财”诸法,主要是进一步加大官营(如酒、铁、海外贸易)或官商合营,而官取其利之大部。改革钞法,重新实施括铜铸至元钞,及制绫券,与钞参行。限制海外贸易,推行官本船。建立常平仓,稳定物价。这些措施有不少确是“裁抑权势侵利”,欲夺之归于政府,但不可否认同时也有过分征敛之处。
在赵昺看来,卢世荣的经济计划却更像是历代专卖之法与王安石的变法的大杂烩,多数政策都是炒冷饭,并没有多少创新。且其政策的基础是理财,而不是生财。也就是说实际上社会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其不过是将本应由皇室贵族及商贾所得的资产强行收归国库,创造出虚假的增长。而这种饮鸩止渴的财政政策对国家损害是极大的。
这当然不是赵昺妄言,而是有历史教训的。汉武帝数次征讨匈奴,四代人攒的家底让刘彻一下子就给糟蹋光了,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以获取更多的金钱完成自己的伟业。汉武帝之前,铁盐包括铸钱,都可以私营。民间可以煮盐、打铁买卖农具甚至兵器,当然如果得到官府特许,还可以开采铜矿,开炉铸钱。
现在,这些个挣大钱的事业,都被官家包了。盐的质次价高,反正你也得买,不买没盐吃。至于铁器,也是如此,反正你得用,想用就只有官家一个渠道,买回来的家伙不好使,只好将就。这样一来,国家资本主义告成,钱都直接给刮到官家的府库去了。
酒业原本也是打算国家经营的,但酒这东西,不像盐铁,百姓缺了不行,如果官营酒业造的酒,质量太差,会没有人买的,没法强迫消费。所以,只能放给民间经营,但是,国家强征酒租,这就是酒榷。这一项,又是一宗收入。
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是征税的。但是,这样的税,无论怎样提高,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于是开征算缗钱。所谓的缗,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一串一千千,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两万。算缗,是针对不动产的,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车辆征一算,政府规定好,让百姓自己去缴纳。
当然,百姓不傻,谁会主动缴纳呢?但官府有招儿。它规定如果谁不缴纳,或者少报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告了以后,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分给告者一半。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县,专办算缗之事。
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产之家,没有漏网的。告人的,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被人告。一时间,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顷。告缗,即告人们匿财不报,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财产就是那些财产,罗掘一空,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只能是竭泽而渔。水干,开始有大量的鱼,而后,鱼也就没了。于民争利,抢夺民财,利也就没了。所以,武帝末期之后,汉朝进入了好长一段的衰落期,直到汉宣帝时,改弦易辙,才稍稍恢复元气。
因此赵昺对于卢世荣的推出的经济改革并不看好,想当年王安石变法是在神宗皇帝的强力支持下推行的,但是仍然阻力重重,导致朝政不断,几度换相。虽一度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可神宗一死便无果而终,却引了持续十数年的党争,经济难以复苏,全仗蔡京搜刮有术才勉力维持,导致国家腐败,民不聊生,可以说是令宋走向衰亡的起点。
卢世荣虽然也得到了忽必烈的支持,声称“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嘱他“饮食起居间可自为防”。可谓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赵昺仍不看好,因为其错估了形势,且其的“理财”措施有许多因触犯了富豪势要的利益,根本行不通,何况他又是汉人,在等级地位上比起色目人阿合马又低了一等,使其处于比王安石更不利的地位。
所以赵昺对卢世荣并不看好,忽必烈的统治基础正是这些达官贵人和皇室宗族,关键时刻必定会站在他们一边,反而会将其推出去当替罪羊;另外当下蒙元太子真金已经参与朝政,而他对卢世荣十分厌恶,必定会从中作梗,且其对忽必烈实施的政策多有微词,其夹在中间必定是父子相争的牺牲品。
政治斗争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结果往往是一批人倒下,另一批人随之登上朝堂。这种斗争就像现代的‘化疗’一样不分良恶,将一切全部扑杀。同样政治清洗是以站队为标准的,凡是反对自己的不分良善,即使是当世奇才也会全部被打倒;反之只要支持自己的,哪怕是庸才、恶棍都能得到提拔,登上高位。
而这种结果对于国家的损害极大,不仅政策的频繁变动会造成社会动荡,人才的流矢,也会使国家大伤元气,往往需要多年的整顿才可修复。这也是赵昺不敢以激烈的方式进行体制改革的原因之一,可对于蒙元他倒是乐于看到,甚至十分期待看到忽必烈死后,真金能否顺利继承大统并控制朝政……
大家都知道历朝历代皇子对皇位的争夺都是极为残酷的,而赵昺也清楚蒙元政权统治中国有近百年的历史,其中皇帝的即位大多是依靠武力夺取的,虽然是皇族内部纷争,却非常的惨烈,不足百年的历史中,竟然出现了十多位皇帝,其中原因就是皇帝们多死于对皇位的争夺之中。
而这种争夺却是源自成吉思汗临死前留下的传位设计隐患,其对蒙古传位的方式作出了改变。照蒙古习俗,按幼子继承父业,而年长诸子则分析外出,自谋生计。可其指导思想是:蒙古帝国一定要有能力的人做大汗!但是他绝没有想到,正是他这种强悍想法导致了元朝百年历史中所有皇帝的更换,都循武力流血斗争之途。
蒙古人传位基本遵循兄死弟继,叔死侄承的传统,大汗生前会指定一位继承人,但是这位继承若想登基还需要但是要经过蒙古贵族们参加的“忽里台”大会选举确认的,否则是难以名正言顺的继位,而这也是各方势力的角斗场,往往是伴随着血雨腥风。
自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获得蒙古的统治权以后,就有姚枢、张雄飞等汉臣纷纷建议“建储副以重祚”、“早建储2”,即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来确保汗位继承。忽必烈最终采纳了汉臣的建议,于至元十年二月下诏立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三月十三日,派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举行册封仪式。
忽必烈以这种方式自然打破了蒙古传位的旧制,必然引起黄金家族其他成员的不满,这等于剥夺了他们继承汗位的希望,虽然在忽必烈的强势压制下敢怒不敢言,可其死后谁又说的清呢?而真金被立为储君,此刻也早已参与朝政,父子两人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而在赵昺的印象中好像真金并没有登上汗位就早于忽必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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