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8章 非是易事
在现代的地图上,往往会借助同一颜色标注不同的疆域,在中国历史地图上,尽管自秦汉以来,西南地区就被同一种颜色标示为均匀统一的整体;然而赵昺到了这个时代才知道与现代国家连续不断的国境线不同,这一传统认知疆域内的广大区域,实际上并未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中。
这片不受中原王朝管辖的地域,往往被称为夷地、畲地或是苗疆,这片区域一般泛指今天的云贵高原东部,苗族和其他西南民族集中居住的山地地区。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被中原王朝统称为‘生俚’也就是不服王法教化,不缴纳税赋,不服徭役,与政府为敌之意。
早在战国中期秦灭巴蜀后,为了方便对远离咸阳的巴地进行管理,除了进行武力征服外,也通过允准巴人自治,并通过联姻,封爵加以笼络,但是收效甚微,俚人仍然时常反叛。因而,东汉及后继政权,不得不转变策略,以怀柔策略拉拢,以向蛮人首领赐予印绶、爵号、财物,承认其地位。
汉高祖时为了加强朝廷对流入黔中的巴人后代的控制,将黔中划分为酉、沅、辰、武、巫五溪,巴氏五兄弟后代各为一溪之长,地位相等,“高祖厌若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休息,羁縻不备。”羁縻一词的来源,即出自于此。
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羁縻政策日益完善和制度化。唐朝建国后,唐高祖李渊专门下诏,把羁縻作为制度,正式推行。即由朝廷在少数民族地区设州,以俗为治,区别于一般州县。“遐荒绝域,邢政殊于函夏”的羁縻府州制度就此产生。
唐中叶降,在安史之乱和接二连三的朝廷党争中,帝国日趋衰微,藩镇割据一方。羁縻制下的少数民族头领,趁机扩张势力,互相攻伐,成为称霸一方的土皇帝。当然,在群雄逐鹿的唐末五代,这些土皇帝的实力,还不足以和兵强马壮的中原王朝抗衡,和同是少数民族的契丹相比,就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北宋崛起后,继承并完善了羁縻制度,除承认当地少数民族头领的政治地位外,对其中势力较大者,还予以加官进爵或赐予领土,使之成为北宋皇帝在该地区的代言人。羁縻制历经唐宋两代的发展,在西南地区形成特色,至元代演变为土司制度。
依靠着这些名义归附而事实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原王朝不过仅仅能在形式上维持着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并不能实施有效的统治。诸葛亮的南抚夷越,既是包括孟获的南中地区南蛮,也包括夷陵之战时,响应刘备号召,在荆州南部威胁吴国的五溪蛮。
唐朝则在西南广设羁縻州,尽管为数有上百之多,但这些羁縻州府与藩属国、藩属部落之间的界线十分模糊。羁縻州往往像藩属国一样,仅仅接受册封并履行朝贡义务,实际上仍然是独立的。由于唐朝常常向边疆各羁縻州摊派沉重的兵役和贡赋,许多羁縻州背离唐朝,甚至像南诏一样,彻底脱离中原王朝,走上自立的道路。
吸取唐朝教训的宋代,则将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府列为「极边」之地,轻易不干预其事务,也不将其纳入直接统治。领受官职的羁縻州首领,在缴纳贡赋、提供兵员之外,其家族保持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遣王全斌平蜀后,其欲乘势取云南,并献上地图。赵匡胤却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
此后大宋历代帝王都遵循了太祖皇帝的这一战略,默认了大理国的独立,两国和平共处了三百年。其根由无外乎是担心蛮夷们叛附无常,从而牵扯到帝国的精力,干脆一弃了之。当然宋朝也并没有完全抛弃羁縻政策,在西北及西南部分地区实施这一制度。
为征服梅山生蛮,太宗起,就在梅山周围设立数座营寨,屯驻重兵封锁梅山,不许汉人与梅山徭人往来。可直到神宗时,朝廷派遣大军征剿与招抚并用,才将梅山地区纳入宋朝管辖之下,并以王化之新地和人安德化的开化名义,在这里设立了新化、安化二县。但在西北宋朝却没有能阻止西夏的独立,为此大宋不得不动用武力,与西夏周旋几十年,也未能取胜,反而是糜耗大量军费,损失了数十万大军。
作为后世来人,赵昺自然知道宋代以后的事情。说起来在这个时代正式历代实施羁縻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说起来却有些戏剧性,完成历史转折的却是同样一直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的蒙古人,而使他们能够实现对南疆蛮夷的统治的工具,居然是驿道。
在第二次蒙宋战争中,为了能够避开长江天险,实现迂回到宋朝的腹背的战略目标。忽必烈率蒙古大军,自川藏交界地带南下攻灭大理,将云南第一次置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为了使云南行省与内地相通,元朝先后修筑了通往四川的建都道、乌蒙道和通往湖广的普安道三条驿道。
由于蒙元占领大理后将政治中心自大理迁往东部的昆明,一路东行、进入湖广后,转去往元大都的普安道地位愈加重要,而这条驿道,正好穿越了苗疆。至此才通过元朝修筑的驿道,南疆的整个风貌才最后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
蒙元在夺取南疆后,始采用‘土司制’对新占地区实行统制。土司其实也非正式官名,而是对类似官员的称谓。在赵昺看来土司制同样是脱胎于唐宋羁縻制度,当然也使得两者有着相似性,又有着特别之处:
首先职位世袭,土官和中原王朝的诸侯王一样,可以把职位传给子孙,亦或是其他的亲属;其次土司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比一般地方官更大的权力,在辖区内可自行任命属官;再者土司在自己的领地内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士兵、家丁和仆役,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威。
当然,朝廷对土司也不是毫无约束,除了名义上的称臣外,土司对天子还负有其他义务。土司要同海外属国的朝贡一样向皇帝进贡,这也可视为维持两者君臣之盟的一种形式。另外逢改朝换代之际,土司要向新皇帝宣誓效忠,得到新王朝的承认和印信,才能延续政权的合法性。
不过元代的土司制仍然不能视为成功,赵昺记的在元末红巾举义后,土司趁机扩张势力,归附地方军阀或者干脆自立门户,参与到元朝末年的群雄逐鹿当中。然而却也因此惹了祸,因为土司在这次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表现的太过活跃,以至于被最后的胜利者朱元璋视为了独霸天下的威胁之一。
在中原王朝眼中,治理苗疆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将语言不通、不受官府或地方土司管辖的‘生苗’,改造成通晓汉人语言、向官府或土司纳税服役的‘熟苗’,使苗疆成为开化之地。为达到这一目的,明清两代都煞费苦心。
明朝建立后便利用西南地区的土司来征剿生苗、镇守苗疆。而为了防范牵制土司,又在各个土司辖地周边,设立密集的卫所、军屯,形成犬牙交错、相互遏制的局面。但到了明末,西南各卫所衰败废弛,明朝不得不大量征召土司辖下的土兵,以填补卫所虚空。可想而知,靠征用土司土兵来维持苗疆稳定,只会使土司挟苗自重,尾大不掉。
到了后来为了专注于抵挡来自北方的威胁,明朝只得彻底放弃征服苗疆的打算,竟然想到用一道边墙,干脆把墙外的生苗隔离在外。于是在远在长江以南的湖南西部地区,修起了一道南起湖南、贵州边界的亭子关,北至湘西州古丈县境内的喜鹊营,途经凤凰、吉首两大湘西重镇,全长三百八十余里,纵贯整个湘西地区的长城。可见明朝的统治者是多么无奈,实现统制又有多难。
到了清朝,位于湘黔边界,包括黔东南和湘西在内的苗疆,成为西南地区最后一片不受官府管辖的生界。历代皇帝也是操碎了心,采用佂抚并举,两手都要硬的措施展开了征服。
雍正时,苗疆大员张广泗曾建议:为学习汉文、参与科考的苗人学童特批生员名额,以示奖励。乾隆时则有明文规定:不许生苗参加考试,以示对熟苗的优待。而应试的熟苗,须注明新民籍,既与汉人考生区别,又方便录取时的照顾。
同时,清廷还松弛前代在苗疆地区的禁令,允许生苗在官府登记、领取证件执照的前提下,与汉人、熟苗之间进行适当的贸易乃至通婚。不仅如此,只要不涉及造反,还允许苗疆苗人案件以‘苗例’自行解决,哪怕是命盗等刑事案件,也不妨稍予宽容。
在明时政府为了加强对土司辖区行政干预,不断以土司无后嗣或触犯国法为理由,废除当地的土司官员,改派来自中央的非世袭官员(流官)继任,这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发展到清朝,为了解决土司割据的威胁,终于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在鄂尔泰的主持下,清政府首先在云贵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计擒为上,兵剿为下”为策略,在争取土司自愿交出领地的同时,对土司中敢于顽固抗拒者,以武力消灭。而对主动配合改流的土司,朝廷多授予现任武职或其他世袭官职以示优待。对原来土司的领地,除重新设置府县外,还增设军事机构,清查户口,丈量土地以便于管理。
改土归流让盛行于元、明、清三朝的土司制度土崩瓦解,但部分流官到任后,因不善治理,骤然加税,贪赃枉法等原因,反而激化了同当地民众的矛盾。让多地土司揭竿而起,康、雍、乾三代,苗疆都未能摆脱‘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所谓苗患。
尤其是乾隆末年的苗民起义,清廷更是动用两湖、两广、云贵川七省十八万官兵,延续十余年才将其平息。而福康安、和琳二位乾隆朝重臣,都在征剿苗疆的军中病殁。进入嘉庆朝后,修筑长城将苗疆隔离,并严禁苗汉混杂,也成为清朝对苗疆不得已为之的最后办法。
清朝将长城两侧的汉民苗民编入各自的军屯,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使之成为寓兵于农,为国家屯田的佃户。汉地和苗疆之间的交易,也在少数边卡的严密监视下进行。而边卡的任何进出,都必须办理‘护照’,否则按偷越边境论处。
在密不透风的管控下,将苗疆变为由屯田兵丁进行生产建设的屯垦边区之后,同时清政府也不得不废除新区赋税,尊重当地民俗来维持改革成果,才使得湘西地区逐渐恢复了稳定。然而,在从清末到民国的混乱时期,屯政也迅速解体,失去田地的兵丁四处流窜,将湘西变为兵匪横行的地域……
所以在赵昺的理解下羁縻制度的实质,其实就是在少数民族形式上臣服于中原王朝的前提下,基本保持其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任用当地少数民族头领或德高望重者为地方官吏,除定期向中央朝贡外,一切地方事务均由他们自己管理。这种策略在一定时期为维护统治和地区和平是有着好处的,但是当王朝国力衰退,控制力下降,却又会成为心腹之患。
对于这点赵昺是深有体会的,琼州也算是大宋朝的国土,且设立了州县等官方机构,可实际上根本无法对琼州实现有效的统治,反而时时会受到俚族的侵扰,只是依靠着这些名义归附而事实独立的地方政权,仅仅在形式上维持着对羁縻地区的统治。但是实际上对羁縻统治下各部族、地域的具体情形,往往一无所知。也正是如此,位于山区深处、连羁縻势力也少有涉足……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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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不受中原王朝管辖的地域,往往被称为夷地、畲地或是苗疆,这片区域一般泛指今天的云贵高原东部,苗族和其他西南民族集中居住的山地地区。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被中原王朝统称为‘生俚’也就是不服王法教化,不缴纳税赋,不服徭役,与政府为敌之意。
早在战国中期秦灭巴蜀后,为了方便对远离咸阳的巴地进行管理,除了进行武力征服外,也通过允准巴人自治,并通过联姻,封爵加以笼络,但是收效甚微,俚人仍然时常反叛。因而,东汉及后继政权,不得不转变策略,以怀柔策略拉拢,以向蛮人首领赐予印绶、爵号、财物,承认其地位。
汉高祖时为了加强朝廷对流入黔中的巴人后代的控制,将黔中划分为酉、沅、辰、武、巫五溪,巴氏五兄弟后代各为一溪之长,地位相等,“高祖厌若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休息,羁縻不备。”羁縻一词的来源,即出自于此。
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羁縻政策日益完善和制度化。唐朝建国后,唐高祖李渊专门下诏,把羁縻作为制度,正式推行。即由朝廷在少数民族地区设州,以俗为治,区别于一般州县。“遐荒绝域,邢政殊于函夏”的羁縻府州制度就此产生。
唐中叶降,在安史之乱和接二连三的朝廷党争中,帝国日趋衰微,藩镇割据一方。羁縻制下的少数民族头领,趁机扩张势力,互相攻伐,成为称霸一方的土皇帝。当然,在群雄逐鹿的唐末五代,这些土皇帝的实力,还不足以和兵强马壮的中原王朝抗衡,和同是少数民族的契丹相比,就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北宋崛起后,继承并完善了羁縻制度,除承认当地少数民族头领的政治地位外,对其中势力较大者,还予以加官进爵或赐予领土,使之成为北宋皇帝在该地区的代言人。羁縻制历经唐宋两代的发展,在西南地区形成特色,至元代演变为土司制度。
依靠着这些名义归附而事实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原王朝不过仅仅能在形式上维持着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并不能实施有效的统治。诸葛亮的南抚夷越,既是包括孟获的南中地区南蛮,也包括夷陵之战时,响应刘备号召,在荆州南部威胁吴国的五溪蛮。
唐朝则在西南广设羁縻州,尽管为数有上百之多,但这些羁縻州府与藩属国、藩属部落之间的界线十分模糊。羁縻州往往像藩属国一样,仅仅接受册封并履行朝贡义务,实际上仍然是独立的。由于唐朝常常向边疆各羁縻州摊派沉重的兵役和贡赋,许多羁縻州背离唐朝,甚至像南诏一样,彻底脱离中原王朝,走上自立的道路。
吸取唐朝教训的宋代,则将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府列为「极边」之地,轻易不干预其事务,也不将其纳入直接统治。领受官职的羁縻州首领,在缴纳贡赋、提供兵员之外,其家族保持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遣王全斌平蜀后,其欲乘势取云南,并献上地图。赵匡胤却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
此后大宋历代帝王都遵循了太祖皇帝的这一战略,默认了大理国的独立,两国和平共处了三百年。其根由无外乎是担心蛮夷们叛附无常,从而牵扯到帝国的精力,干脆一弃了之。当然宋朝也并没有完全抛弃羁縻政策,在西北及西南部分地区实施这一制度。
为征服梅山生蛮,太宗起,就在梅山周围设立数座营寨,屯驻重兵封锁梅山,不许汉人与梅山徭人往来。可直到神宗时,朝廷派遣大军征剿与招抚并用,才将梅山地区纳入宋朝管辖之下,并以王化之新地和人安德化的开化名义,在这里设立了新化、安化二县。但在西北宋朝却没有能阻止西夏的独立,为此大宋不得不动用武力,与西夏周旋几十年,也未能取胜,反而是糜耗大量军费,损失了数十万大军。
作为后世来人,赵昺自然知道宋代以后的事情。说起来在这个时代正式历代实施羁縻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说起来却有些戏剧性,完成历史转折的却是同样一直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的蒙古人,而使他们能够实现对南疆蛮夷的统治的工具,居然是驿道。
在第二次蒙宋战争中,为了能够避开长江天险,实现迂回到宋朝的腹背的战略目标。忽必烈率蒙古大军,自川藏交界地带南下攻灭大理,将云南第一次置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为了使云南行省与内地相通,元朝先后修筑了通往四川的建都道、乌蒙道和通往湖广的普安道三条驿道。
由于蒙元占领大理后将政治中心自大理迁往东部的昆明,一路东行、进入湖广后,转去往元大都的普安道地位愈加重要,而这条驿道,正好穿越了苗疆。至此才通过元朝修筑的驿道,南疆的整个风貌才最后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
蒙元在夺取南疆后,始采用‘土司制’对新占地区实行统制。土司其实也非正式官名,而是对类似官员的称谓。在赵昺看来土司制同样是脱胎于唐宋羁縻制度,当然也使得两者有着相似性,又有着特别之处:
首先职位世袭,土官和中原王朝的诸侯王一样,可以把职位传给子孙,亦或是其他的亲属;其次土司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比一般地方官更大的权力,在辖区内可自行任命属官;再者土司在自己的领地内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士兵、家丁和仆役,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威。
当然,朝廷对土司也不是毫无约束,除了名义上的称臣外,土司对天子还负有其他义务。土司要同海外属国的朝贡一样向皇帝进贡,这也可视为维持两者君臣之盟的一种形式。另外逢改朝换代之际,土司要向新皇帝宣誓效忠,得到新王朝的承认和印信,才能延续政权的合法性。
不过元代的土司制仍然不能视为成功,赵昺记的在元末红巾举义后,土司趁机扩张势力,归附地方军阀或者干脆自立门户,参与到元朝末年的群雄逐鹿当中。然而却也因此惹了祸,因为土司在这次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表现的太过活跃,以至于被最后的胜利者朱元璋视为了独霸天下的威胁之一。
在中原王朝眼中,治理苗疆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将语言不通、不受官府或地方土司管辖的‘生苗’,改造成通晓汉人语言、向官府或土司纳税服役的‘熟苗’,使苗疆成为开化之地。为达到这一目的,明清两代都煞费苦心。
明朝建立后便利用西南地区的土司来征剿生苗、镇守苗疆。而为了防范牵制土司,又在各个土司辖地周边,设立密集的卫所、军屯,形成犬牙交错、相互遏制的局面。但到了明末,西南各卫所衰败废弛,明朝不得不大量征召土司辖下的土兵,以填补卫所虚空。可想而知,靠征用土司土兵来维持苗疆稳定,只会使土司挟苗自重,尾大不掉。
到了后来为了专注于抵挡来自北方的威胁,明朝只得彻底放弃征服苗疆的打算,竟然想到用一道边墙,干脆把墙外的生苗隔离在外。于是在远在长江以南的湖南西部地区,修起了一道南起湖南、贵州边界的亭子关,北至湘西州古丈县境内的喜鹊营,途经凤凰、吉首两大湘西重镇,全长三百八十余里,纵贯整个湘西地区的长城。可见明朝的统治者是多么无奈,实现统制又有多难。
到了清朝,位于湘黔边界,包括黔东南和湘西在内的苗疆,成为西南地区最后一片不受官府管辖的生界。历代皇帝也是操碎了心,采用佂抚并举,两手都要硬的措施展开了征服。
雍正时,苗疆大员张广泗曾建议:为学习汉文、参与科考的苗人学童特批生员名额,以示奖励。乾隆时则有明文规定:不许生苗参加考试,以示对熟苗的优待。而应试的熟苗,须注明新民籍,既与汉人考生区别,又方便录取时的照顾。
同时,清廷还松弛前代在苗疆地区的禁令,允许生苗在官府登记、领取证件执照的前提下,与汉人、熟苗之间进行适当的贸易乃至通婚。不仅如此,只要不涉及造反,还允许苗疆苗人案件以‘苗例’自行解决,哪怕是命盗等刑事案件,也不妨稍予宽容。
在明时政府为了加强对土司辖区行政干预,不断以土司无后嗣或触犯国法为理由,废除当地的土司官员,改派来自中央的非世袭官员(流官)继任,这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发展到清朝,为了解决土司割据的威胁,终于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在鄂尔泰的主持下,清政府首先在云贵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计擒为上,兵剿为下”为策略,在争取土司自愿交出领地的同时,对土司中敢于顽固抗拒者,以武力消灭。而对主动配合改流的土司,朝廷多授予现任武职或其他世袭官职以示优待。对原来土司的领地,除重新设置府县外,还增设军事机构,清查户口,丈量土地以便于管理。
改土归流让盛行于元、明、清三朝的土司制度土崩瓦解,但部分流官到任后,因不善治理,骤然加税,贪赃枉法等原因,反而激化了同当地民众的矛盾。让多地土司揭竿而起,康、雍、乾三代,苗疆都未能摆脱‘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所谓苗患。
尤其是乾隆末年的苗民起义,清廷更是动用两湖、两广、云贵川七省十八万官兵,延续十余年才将其平息。而福康安、和琳二位乾隆朝重臣,都在征剿苗疆的军中病殁。进入嘉庆朝后,修筑长城将苗疆隔离,并严禁苗汉混杂,也成为清朝对苗疆不得已为之的最后办法。
清朝将长城两侧的汉民苗民编入各自的军屯,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使之成为寓兵于农,为国家屯田的佃户。汉地和苗疆之间的交易,也在少数边卡的严密监视下进行。而边卡的任何进出,都必须办理‘护照’,否则按偷越边境论处。
在密不透风的管控下,将苗疆变为由屯田兵丁进行生产建设的屯垦边区之后,同时清政府也不得不废除新区赋税,尊重当地民俗来维持改革成果,才使得湘西地区逐渐恢复了稳定。然而,在从清末到民国的混乱时期,屯政也迅速解体,失去田地的兵丁四处流窜,将湘西变为兵匪横行的地域……
所以在赵昺的理解下羁縻制度的实质,其实就是在少数民族形式上臣服于中原王朝的前提下,基本保持其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任用当地少数民族头领或德高望重者为地方官吏,除定期向中央朝贡外,一切地方事务均由他们自己管理。这种策略在一定时期为维护统治和地区和平是有着好处的,但是当王朝国力衰退,控制力下降,却又会成为心腹之患。
对于这点赵昺是深有体会的,琼州也算是大宋朝的国土,且设立了州县等官方机构,可实际上根本无法对琼州实现有效的统治,反而时时会受到俚族的侵扰,只是依靠着这些名义归附而事实独立的地方政权,仅仅在形式上维持着对羁縻地区的统治。但是实际上对羁縻统治下各部族、地域的具体情形,往往一无所知。也正是如此,位于山区深处、连羁縻势力也少有涉足……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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