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六章 大卫·哈维
既然是搞政治研究的,当然免不了聊起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反正只是私底下的交流,傅松也没什么顾忌。
“卡曼教授,你是否认为多元主义的民主理论为美国民主制度提供了辩护?”
卡曼沉吟了片刻,轻轻地点头道:“虽然不想承认,但我认为是这样的,而且这种辩护又是通过行为主义的研究理论进行的。”
傅松撇撇嘴道:“政治学家一旦失去了在理论框架里分辨主次原因的能力,就会走入急功近利的死胡同。而行为主义的研究是昂贵的,需要大量经费的投入,无论是你,还是纽约大学政治科学系,都很难承担。所以,你们这些政治学家只能向政府和大型基金寻求经济支持,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呵呵。”
卡曼哈哈大笑道:“格伦,你又揭我的老底了!不过你说得对,理论的缺失使得政治学家失去了一种评判标准……,这个问题我身上也有。由于身受政府的经济支持,在一些问题上我们选择了噤声。如果按照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包括我在内的政治学家们都属于中产阶级,阶级立场以及我们对政府资金的依赖,要求我们必须这么做。”
傅松惊讶道:“你对马克思主义还有研究?”
卡曼摇头道:“只是有所了解,谈不上什么研究。格伦,你可能不知道,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被政府所允许的。当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未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实支持者,他们更多的用美国哲学自身的分析哲学传统来理解马克思,并试图指出马克思理论中的冗余、过时或者矛盾成分,对其进行修订。”
傅松问道:“这应该又是意识形态在作祟吧。”
卡曼笑道:“是冷战带来了了解和批判敌对意识形态的需要,有需求就有供给,很正常。”
傅松又问:“如果冷战结束了呢?”
卡曼愣了一下,然后眨眨眼道:“或许他们马上就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转入主流政治学研究,哈哈。”
一看时间快下班了,傅松连忙起身告辞。
卡曼道:“格伦,晚上要跟一个朋友吃饭,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一起去吧,我想你可能会对他感兴趣的。”
傅松好奇道:“能问问是谁吗?”
“大卫·哈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著名的左翼代表人物。对了,跟你一样,也是地理学专业出身,你听说过他吗?”
只听到“大卫·哈维”这个名字,傅松就已经目瞪口呆了,“当然认识,我拜读过他的《资本的限度》,我是他的忠实粉丝!”
在去吃饭地方的路上,想到马上就要见到大卫·哈维,傅松有些紧张又有些激动,有一种后世小年轻见到明星偶像的感觉。
没错,对傅松来说,大卫·哈维就是偶像,他的每一本著作,无论是他学术生涯早期的《地理学的解释》《社会公正与城市》,还是80年代成熟期的《资本的限度》《资本的城市化》《意识与城市经验》,抑或是新世纪后的《后现代性的条件》《希望的空间》《资本的空间》,傅松都一一拜读过。
卡曼教授对他的评价是对的,大卫·哈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
在傅松看来,哈维教授最大的学术成就,就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地理空间角度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方式。
他认为唯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如何实现时空压缩和资本积累;唯有研究“资本主义怎样生产它自己的地理”的问题,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如何实现空间上的扩展。
“卡曼教授,你是怎么认识哈维教授的?”为了缓解内心的紧张,傅松开始没话找话。
“几年前,大概三四年前吧,我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学术交流,曾跟哈维教授有过一次辩论。”
“哦?那你们谁赢了?”
“哈哈,你这个问题难住我了。”卡曼哈哈大笑道,“事实是,我们谁也没说服谁,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哈维教授像极了骄傲的大公鸡,辩论的时候言辞犀利,咄咄逼人,但我也不是吃素的,哈哈。”
傅松笑道:“那就是打了个平手喽。”
“算是吧。”卡曼点点头,“所谓不打不相识,从那以后我和哈维经常通信,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交流。他这次受邀来纽约市立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你正在研究的社会资本问题,我觉得你跟他聊聊,或许会有些启发。”
“谢谢你,卡曼教授!”
“格伦,说实话,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面我帮不上什么忙,所以,这是我应该做的。”
……
在餐厅里等了两三分钟,一个五十岁出头满脸络腮胡子的老头走了过来,跟卡曼笑着拥抱打招呼。
“哈维教授,我给你介绍一位来自红色中国的访问学者,格伦。”
“哈维教授,您好,见到你实在太荣幸了!”
哈维热情地跟他握手道:“你好,格伦,卡曼教授在信中介绍过你,说你是一个很努力的小伙子。”
夸我很努力?傅松不禁有些哭笑不得,自嘲地笑笑道:“中国有句俚语,叫笨鸟先飞,我就是那种笨鸟。”
哈维道:“我也是一只笨鸟,一只孤独的笨鸟。听说你也是地理学专业出身?”
“好了,哈维,格伦,我们坐下边吃边聊吧。”
等两位教授坐下后,傅松才落座,对哈维道:“是的,我在大学期间学的是人文地理,毕业后曾经在基层政府部门工作了半年,后来跳槽去了一所新成立的大学,做了一年半的地理老师,现在在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
哈维道:“你的履历很丰富,甚至还在基层政府部门工作过,中国基层政府部门的组织形式是怎样的?”
卡曼也颇感兴趣地看着傅松,道:“我对此同样很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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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曼教授,你是否认为多元主义的民主理论为美国民主制度提供了辩护?”
卡曼沉吟了片刻,轻轻地点头道:“虽然不想承认,但我认为是这样的,而且这种辩护又是通过行为主义的研究理论进行的。”
傅松撇撇嘴道:“政治学家一旦失去了在理论框架里分辨主次原因的能力,就会走入急功近利的死胡同。而行为主义的研究是昂贵的,需要大量经费的投入,无论是你,还是纽约大学政治科学系,都很难承担。所以,你们这些政治学家只能向政府和大型基金寻求经济支持,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呵呵。”
卡曼哈哈大笑道:“格伦,你又揭我的老底了!不过你说得对,理论的缺失使得政治学家失去了一种评判标准……,这个问题我身上也有。由于身受政府的经济支持,在一些问题上我们选择了噤声。如果按照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包括我在内的政治学家们都属于中产阶级,阶级立场以及我们对政府资金的依赖,要求我们必须这么做。”
傅松惊讶道:“你对马克思主义还有研究?”
卡曼摇头道:“只是有所了解,谈不上什么研究。格伦,你可能不知道,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被政府所允许的。当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未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实支持者,他们更多的用美国哲学自身的分析哲学传统来理解马克思,并试图指出马克思理论中的冗余、过时或者矛盾成分,对其进行修订。”
傅松问道:“这应该又是意识形态在作祟吧。”
卡曼笑道:“是冷战带来了了解和批判敌对意识形态的需要,有需求就有供给,很正常。”
傅松又问:“如果冷战结束了呢?”
卡曼愣了一下,然后眨眨眼道:“或许他们马上就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转入主流政治学研究,哈哈。”
一看时间快下班了,傅松连忙起身告辞。
卡曼道:“格伦,晚上要跟一个朋友吃饭,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一起去吧,我想你可能会对他感兴趣的。”
傅松好奇道:“能问问是谁吗?”
“大卫·哈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著名的左翼代表人物。对了,跟你一样,也是地理学专业出身,你听说过他吗?”
只听到“大卫·哈维”这个名字,傅松就已经目瞪口呆了,“当然认识,我拜读过他的《资本的限度》,我是他的忠实粉丝!”
在去吃饭地方的路上,想到马上就要见到大卫·哈维,傅松有些紧张又有些激动,有一种后世小年轻见到明星偶像的感觉。
没错,对傅松来说,大卫·哈维就是偶像,他的每一本著作,无论是他学术生涯早期的《地理学的解释》《社会公正与城市》,还是80年代成熟期的《资本的限度》《资本的城市化》《意识与城市经验》,抑或是新世纪后的《后现代性的条件》《希望的空间》《资本的空间》,傅松都一一拜读过。
卡曼教授对他的评价是对的,大卫·哈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
在傅松看来,哈维教授最大的学术成就,就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地理空间角度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方式。
他认为唯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如何实现时空压缩和资本积累;唯有研究“资本主义怎样生产它自己的地理”的问题,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如何实现空间上的扩展。
“卡曼教授,你是怎么认识哈维教授的?”为了缓解内心的紧张,傅松开始没话找话。
“几年前,大概三四年前吧,我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学术交流,曾跟哈维教授有过一次辩论。”
“哦?那你们谁赢了?”
“哈哈,你这个问题难住我了。”卡曼哈哈大笑道,“事实是,我们谁也没说服谁,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哈维教授像极了骄傲的大公鸡,辩论的时候言辞犀利,咄咄逼人,但我也不是吃素的,哈哈。”
傅松笑道:“那就是打了个平手喽。”
“算是吧。”卡曼点点头,“所谓不打不相识,从那以后我和哈维经常通信,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交流。他这次受邀来纽约市立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你正在研究的社会资本问题,我觉得你跟他聊聊,或许会有些启发。”
“谢谢你,卡曼教授!”
“格伦,说实话,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面我帮不上什么忙,所以,这是我应该做的。”
……
在餐厅里等了两三分钟,一个五十岁出头满脸络腮胡子的老头走了过来,跟卡曼笑着拥抱打招呼。
“哈维教授,我给你介绍一位来自红色中国的访问学者,格伦。”
“哈维教授,您好,见到你实在太荣幸了!”
哈维热情地跟他握手道:“你好,格伦,卡曼教授在信中介绍过你,说你是一个很努力的小伙子。”
夸我很努力?傅松不禁有些哭笑不得,自嘲地笑笑道:“中国有句俚语,叫笨鸟先飞,我就是那种笨鸟。”
哈维道:“我也是一只笨鸟,一只孤独的笨鸟。听说你也是地理学专业出身?”
“好了,哈维,格伦,我们坐下边吃边聊吧。”
等两位教授坐下后,傅松才落座,对哈维道:“是的,我在大学期间学的是人文地理,毕业后曾经在基层政府部门工作了半年,后来跳槽去了一所新成立的大学,做了一年半的地理老师,现在在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
哈维道:“你的履历很丰富,甚至还在基层政府部门工作过,中国基层政府部门的组织形式是怎样的?”
卡曼也颇感兴趣地看着傅松,道:“我对此同样很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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