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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从自然材质谈到人类属性,从政务规划谈到天象规律,然后推出至高理想——“皇极”,以此作为国家的指导原则,亦即人群组成国家是为了体现绝对正义。
接着,由三德再到“稽疑”,由“庶征”推至“五福”、“六极”,对亍古人而言,此一信念的作用无异于宗教的稳定力量。
但问题在于:如果“天子失德”,不但无法维持正义,反而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又会有何后果
而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然后才有“哲学的突破”,才有儒家与道家的立论与宣扬。
原文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日:“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
鲧则殛死,禹乃嗣兴。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周文王十三年,武王向箕子征求意见。武王说道:“啊!箕子,上天庇护下民,帮助他们和睦地居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上天规定了哪些治国的常理。”
箕子知回答说:
“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治理洪水,将水火木金上五行的排列扰乱了。天帝大怒,没有把九种治国大法给鲧。治国安邦的常理受到了破坏。”
“鲧在流放中死去,禹起来继承父业,上天于是就把九种大法赐给了禹,治国安邦的常理因此确立起来。“
第一是五行,第二是慎重做好五件事,第三是努力办好八种政务,第四是合用五种记时方法,第五是建立最高法则,第六是用三种德行治理臣民,第七是明智地用卜筮来排除疑惑,第八是细致研究各种征兆,第九是用五福劝勉匝民,用六极惩戒罪恶。”
箕子讣为治国安邦是政治家的首要职责,无论他主观上是否真的想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幸福欢乐,只要他想在统治宝座上呆下去,就不得不考虑如何治理国家。
这道理就像商人为了赚钱,为了使生意长期做下去,就不得不使自己的商品货真价实一样,否则只有丢掉自己的饭碗。
西治国安邦要讲规则,正如游戏也要讲规则一样。
规则来自哪里?
按照《洪范》的说法,是上天授与的,并且上天在授与规则时还要加以选择。
不能按规则办事的人就不授与,就让他下课,比如鲧就是这样。
这套说法对敬畏上天和天命的古人来说,是很有效的,但对现化我们来说,却显得有些荒唐。
因为所谓上天,不过是人自己臆想出来的某种超人的存在,实质上是人自身意志的外化。
用这种观点来看,天授治国大法,就是人授治国大法这。谷
治国规则是人制定的,也要由人来执行和遵守。
用上天来解释这一切,大概是为了增加一点神秘性和权威性吧。
而暴君和开明君主的区别在于:暴君把个人意志看得高于一切,凌驾于规则之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比如商纣王(存疑)。
开明君主尊重规则,讲究按规则办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依法办事,使自己的言行合于仪轨,比如周文王和周武王。
箕子看中武王而授与洪范九畴,正是看中了他是个守规矩的人,因为对蔑视规则的人来说,任何规则都是没有意义的。
对付不讲规则的人的最好办法,也是不讲规则。
《尚书·洪范》从人身为一小宇宙的观点出发,其学说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
古代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
孔子作《春秋》,就认为灾异是国君失德而引发的。
孔子曾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又劝国君“正刑与德,以事上天”。
《春秋》之所以重灾异,是因为孔子认为天人之间有感应关系,人类的行为会上感于天,天会根据人类行为的善恶邪正下应于人,天下应人的方式即是用灾异来谴告人,使人反省改过。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
有德必能感应上天。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而另一方面,孔子又强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如《春秋公羊传·僖公十五年》云:“季姬归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电击夷伯之庙者也。夷伯者,曷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则微者,其称夷伯何?大之也。曷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书?记异也。”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云:“冬,蝝生。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幸之者何?犹曰受之云尔。受之云尔者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
何休《公羊解诂》注云:“上谓宣公,变易公田古常旧制而税亩,应是变古易常而有天灾,众民用饥,言宣公与此天灾饿后,能受过变悟,复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过于无灾,故君子深为喜而侥幸之。”
而蝝即虫众,今谓之煌虫。始生曰蝝,大曰虫众。
依《春秋》书法常例,书虫众而不书蝝生,因始生之蝝尚未为灾害。
而《春秋》变例所以书蝝生者,因宣公于天灾后能反省改过复古制,故孔子为宣公侥幸而书之。
《传》中明言宣公变古易常天应之而有灾,即是天人感应之义。
未完待续
第007章预告“凶手”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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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由三德再到“稽疑”,由“庶征”推至“五福”、“六极”,对亍古人而言,此一信念的作用无异于宗教的稳定力量。
但问题在于:如果“天子失德”,不但无法维持正义,反而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又会有何后果
而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然后才有“哲学的突破”,才有儒家与道家的立论与宣扬。
原文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日:“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
鲧则殛死,禹乃嗣兴。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周文王十三年,武王向箕子征求意见。武王说道:“啊!箕子,上天庇护下民,帮助他们和睦地居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上天规定了哪些治国的常理。”
箕子知回答说:
“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治理洪水,将水火木金上五行的排列扰乱了。天帝大怒,没有把九种治国大法给鲧。治国安邦的常理受到了破坏。”
“鲧在流放中死去,禹起来继承父业,上天于是就把九种大法赐给了禹,治国安邦的常理因此确立起来。“
第一是五行,第二是慎重做好五件事,第三是努力办好八种政务,第四是合用五种记时方法,第五是建立最高法则,第六是用三种德行治理臣民,第七是明智地用卜筮来排除疑惑,第八是细致研究各种征兆,第九是用五福劝勉匝民,用六极惩戒罪恶。”
箕子讣为治国安邦是政治家的首要职责,无论他主观上是否真的想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幸福欢乐,只要他想在统治宝座上呆下去,就不得不考虑如何治理国家。
这道理就像商人为了赚钱,为了使生意长期做下去,就不得不使自己的商品货真价实一样,否则只有丢掉自己的饭碗。
西治国安邦要讲规则,正如游戏也要讲规则一样。
规则来自哪里?
按照《洪范》的说法,是上天授与的,并且上天在授与规则时还要加以选择。
不能按规则办事的人就不授与,就让他下课,比如鲧就是这样。
这套说法对敬畏上天和天命的古人来说,是很有效的,但对现化我们来说,却显得有些荒唐。
因为所谓上天,不过是人自己臆想出来的某种超人的存在,实质上是人自身意志的外化。
用这种观点来看,天授治国大法,就是人授治国大法这。谷
治国规则是人制定的,也要由人来执行和遵守。
用上天来解释这一切,大概是为了增加一点神秘性和权威性吧。
而暴君和开明君主的区别在于:暴君把个人意志看得高于一切,凌驾于规则之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比如商纣王(存疑)。
开明君主尊重规则,讲究按规则办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依法办事,使自己的言行合于仪轨,比如周文王和周武王。
箕子看中武王而授与洪范九畴,正是看中了他是个守规矩的人,因为对蔑视规则的人来说,任何规则都是没有意义的。
对付不讲规则的人的最好办法,也是不讲规则。
《尚书·洪范》从人身为一小宇宙的观点出发,其学说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
古代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
孔子作《春秋》,就认为灾异是国君失德而引发的。
孔子曾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又劝国君“正刑与德,以事上天”。
《春秋》之所以重灾异,是因为孔子认为天人之间有感应关系,人类的行为会上感于天,天会根据人类行为的善恶邪正下应于人,天下应人的方式即是用灾异来谴告人,使人反省改过。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
有德必能感应上天。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而另一方面,孔子又强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如《春秋公羊传·僖公十五年》云:“季姬归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电击夷伯之庙者也。夷伯者,曷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则微者,其称夷伯何?大之也。曷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书?记异也。”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云:“冬,蝝生。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幸之者何?犹曰受之云尔。受之云尔者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
何休《公羊解诂》注云:“上谓宣公,变易公田古常旧制而税亩,应是变古易常而有天灾,众民用饥,言宣公与此天灾饿后,能受过变悟,复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过于无灾,故君子深为喜而侥幸之。”
而蝝即虫众,今谓之煌虫。始生曰蝝,大曰虫众。
依《春秋》书法常例,书虫众而不书蝝生,因始生之蝝尚未为灾害。
而《春秋》变例所以书蝝生者,因宣公于天灾后能反省改过复古制,故孔子为宣公侥幸而书之。
《传》中明言宣公变古易常天应之而有灾,即是天人感应之义。
未完待续
第007章预告“凶手”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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